王彦祥：中国历代官府藏书大事记（宋 — 清）
宋、辽、夏、金（960—1279年）
北宋（960——1126年）
960—1021年（建隆—天禧间）
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政府藏书达36280卷（吕夷简等《三朝国史·艺文志》）。另据《宋史·艺文志》载，三朝崇文院三馆秘阁已有正副本藏书8万余卷，除去重复，计3327部、39142卷。
960—975年（太祖时）
三馆其时仅有藏书12000卷。
960年（建隆元年）
一月宋太祖赵匡胤沿袭前朝，置昭文、集贤、史馆三馆，有书万余卷。仍由秘书省掌管图籍。（《宋史·职官志》）。
秘书省藏书建立帐簿登记制度，人员入库须有牌照。省内还常置校勘官，以校理书籍。
二月为避太祖赵匡胤之父赵弘殷庙讳，将自唐沿袭而来之“弘文馆“改为“昭文馆“。
963年（乾德元年）
二月太祖平荆南，尽收高氏图书，以充实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
965年（乾德三年）
五月太祖赵匡胤遣右拾遗孙逢吉至成都收后蜀图书、法物。至开宝八年（975），收后蜀图书13000卷还，图籍付史馆收藏。
966年（乾德四年）
闰八月诏求亡书。“凡吏民有以书籍来献者，令史馆视其篇目，馆中所无则收之。献书人送学士院试问吏理，堪任职官，具以名闻。……是年三礼涉弼、三传彭千、学究朱载三人献书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并赐科名。”（《资治通鉴长编》卷7）
968—976年（开宝间）
国家有藏书8万卷。（《玉海》）
968年（开宝元年）
史馆编成《史馆新定目录》4卷，后征书即以史馆之有无为标准。（《玉海》卷52）
971年（开宝四年）
二月南汉（大保十四年）刘鋹出降宋朝之前，其臣下龚澄枢等纵火焚宫殿府库，图籍皆尽。
太祖遣高品内侍张从信往益州（今成都）雕刻大藏经。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完成，是为我国第一部木刻官版大藏经，即《开宝藏》（亦称“《蜀藏》”）。全藏共13万块版片，运回汴京（今开封）后，贮于印经院，供印经颁赐之用。
975年（开宝八年）
十一月南唐后主李煜宫中图书万卷，钟繇、王羲之墨迹尤多。是时太祖赵匡胤平南唐，城将陷，后主对所幸保仪黄氏曰：“此皆吾宝惜，城若不守，尔可焚之，毋使散佚。”及城陷，黄氏果将所有图籍烧毁。
十二月初三日太祖赵匡胤令太子洗马吕黾祥至金陵接收南唐图书。次年春，收其图书2万余卷，悉送史馆收藏。
976—997年（太宗时）
太宗赵光义命徐铉、王禹偁搜求校正道书。得3737卷，缮写成书，贮于大内后苑太清宫。（《宋三朝国史志》）
978年（太平兴国三年）
二月于左昇龙门东北车辂院旧址，建成三馆新址。太宗诏“其三馆新修书院宜为崇文院”，遂成北宋中央政府之藏书机构。院既成，尽迁西馆（长庆门东北小屋数十间，即后废西馆）之书，分贮两廊。以东廊为昭文书库，南廊为集贤书库，西廊分经、史、子、集四部，为史馆书库。六库书籍正副本共8万卷，皆用雕木架，青绫帕幂之。此时三馆藏书分正、副二本，合计为4600余卷。
三月吴越王钱弘俶降宋。八月，其子钱惟治将所有图籍和财产交知杭州范旻，图书其后充入三馆。
979年（太平兴国四年）
宋建太清楼，用以藏书。楼在禁中后花园内，所藏以御书墨迹，秘籍善本，及利用三馆秘阁藏书复制的四部图籍为主。皆以黄绫装裱，世称“太清本”。
五月太宗平定北汉，攻入太原。命左赞善大夫雷德源入城点检书籍图画，后尽充官府藏书。
981年（太平兴国六年）
十二月诏求医书。诏曰：“诸州士庶，家有藏医书者，许送官。视卷数多少，优赐钱帛，及二百卷以上者与出身，已仕官者增其秩。”未几，徐州民张成象献医书，补翰林学士。以此得医书甚多。
十二月诏访钟繇墨迹。“镇国军节度使钱惟演（演当为“治”字之误）献钟繇、王羲之、唐明皇墨迹凡七轴；秘书监钱昱又献钟繇、羲之墨迹八轴。”（《会要辑稿·崇儒四》）
984年（太平兴国九年）
正月太宗谓侍臣云：“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如无书籍何以取法·”乃诏求遗书曰：“令三馆以《开元四部书目》阅馆中所阙者，许诣官进纳。及三百卷以上者，其进书人送学士院引验人材，书札试问公理，如堪任职官者，与一子出身；亲儒墨者，即与量才安排。如不及三百卷者，据卷秩多少优给金帛。如不愿纳官者，借本缮写毕，却以付之”（《麟台故事·书籍》）。于是，四方之书，往往间出。
986年（雍熙二年）
太宗为建藏搜访道经，命将天台山桐柏宫所藏道经调至余杭抄录。
988年（端拱元年）
五月诏于崇文院中堂建秘阁。命吏部侍郎李至兼秘书监右司监、直史馆，宋泌兼直秘阁右赞善大夫，史馆检讨杜镐为校理。分三馆（即昭文、史馆、集贤）藏书万余卷（其中真本书籍万余卷，天文、方术之书3012卷，图画140轴），藏于其中，与三馆合称四馆。
990年（淳化元年）
诏凡邦国经籍图书悉归秘阁，而秘书所掌，常祭祀祝版而已。（《文献通考》卷56）
992年（淳化三年）
五月诏增修秘阁，八月阁之建筑修成。此前秘阁藏书置于偏厅庑内。建成后，太宗亲题阁名，亲制赞文及篆额，立于阁前。后秘阁与崇文院三馆等统称为“馆阁”。
九月太宗幸新秘阁。登阁观群书齐整，赐随从及直馆阁酒。后又召诸将宴饮，纵观群书，意在使武臣知文儒之盛。
993年（淳化四年）
“诏画工集诸州图，用绢一百匹，合而画之，为《天下图》，藏于秘阁。”（《玉海》卷14）
994年（淳化五年）
六月帝命供奉官蓝敏正赍太宗草书5轴藏于秘阁，并诏史馆修撰张泌与三馆、秘阁学士前往观览。
七月“诏选官分校《史记》、前后《汉书》。……既毕，遣内侍裴愈赍本就杭州镂版。”（《麟台故事·校雠》）
995年（至道元年）
六月诏命内品监、秘阁三馆书籍裴愈使江南两浙诸州寻访图书。如愿进纳于官者，价从优，如不愿进纳者，则遣能书吏就其所在借书抄写，即时归还，并赐给太宗皇帝手迹拓本。由是收集古书60余卷，名画45轴，古琴9张，王羲之、怀素等墨迹8本，皆藏于秘阁。
998—1022年（真宗时）
《宋史·艺文志》记载：“真宗时，命三馆写四部书二本，置禁中龙图阁及后苑之太清楼，以便观览。而玉宸殿、四门殿各有藏书万余卷。”
真宗时多次向民间征集遗书，充实官府所藏。其尝对大臣言说：“国家搜图书，其数渐广。臣庶家有聚书者，朕皆令借其目录，以参校内府及馆阁所有，其阙少者，借本抄填之，迩来所得甚多。非时平无事，安能及此也。”（《麟台故事·书籍》）
998年（咸平元年）
诏朱昂、杜镐、刘承珪等整比三馆秘阁书籍，著为《三馆秘阁书目》。
1000年（咸平三年）
二月诏藏《太宗御集》30卷于秘阁，并录别本于三馆庋藏。
十月“诏选官校勘《三国志》、《晋书》、《唐书》”。至咸平五年（1002）“校毕，送国子监镂版”，“校勘官赐银帛有差”。（《麟台故事·校雠》）
《咸平馆阁书目》编制完成。
1001年（咸平四年）
九月命邢昺、李维等重校《周礼》、《仪礼》、《公羊》、《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7经疏义，凡165卷，之后模印颁行。赐给全国各州、县学及书院各1部。
十月真宗阅太清楼书目，见其缺书甚多，于是下诏购馆阁逸书。（《麟台故事·书籍》）
1002年（咸平五年）
诏令刘均、聂震等对太清楼部分舛误之书进行校勘，并编制《太清楼书目》。
1004年（景德元年）
为纪念太宗而建龙图阁，取龙马负图之意。阁中藏太宗御书、御制文集，及典籍图画宝瑞之物，亦有宗正寺所进属籍世谱等。包括缮写三馆所藏四部书复本有3万卷之多，分为经典、史传、子书、文集、天文、图画六阁保管。又设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等官职管理藏书。龙图阁计有太宗御制御书及文集共5115卷轴册，太清楼有书25192卷，又太宗御制诗墨迹375卷，文章92卷，玉宸殿聚书8000多卷。
《太清楼书目》4卷编制完成。
1005年（景德三年）
五月真宗以天文、地理、阴阳、术数之书，大多错误，乃命司天少监史序等重加编次，提取精要，依类分之，成《乾坤宝典》417卷。真宗作序藏于秘阁。
五月真宗阅国子监书库，问祭酒邢昺：“书版几何·”昺曰：“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史正义皆备。臣少时业儒，每见学徒不 23 79874 23 18763 0 0 5645 0 0:00:14 0:00:03 0:00:11 5644具经疏，盖传写不给。今版本大备，士庶家皆有，此乃儒者逢时之幸也。”于是，馆阁博聚群书，精加校对，经史未有印版者，皆令刊刻。
1007年（景德四年）
三月太清楼藏有太宗御制及墨迹石本934卷轴，四部群书33725卷。
五月诏分内藏西库之地以广秘阁。
编成《龙图阁书目》7卷，《玉宸殿书目》4卷。
1008—1016年（大中祥符间）
先后有19人献书朝廷，得书10754卷。
《龙图阁书目》7卷撰成，录阁藏图书34575卷，瑞物347件。（《玉海》卷163）
1009年（大中祥符二年）
真宗诏命司徒王钦若领校道经，编制道经目录。至大中祥符九年（1016）编成新的道经目录，真宗亲为制序，赐名《宝文统录》。此经目用过去三洞四辅经目进行增补，共计4359卷，比之宋初《道藏》增加622卷。
1010年（大中祥符三年）
真宗问书籍之事，向敏中答曰：“国初惟张昭家有三史。太祖定四方，太宗崇尚儒学，继以陛下稽古好文，今三史、《三国志》、《晋书》皆镂版，士大夫不劳力而家有旧典，此实千载之盛也。”
1011年（大中祥符四年）
九月馆臣请求将真宗皇帝诗文集藏于秘阁。次年四月，又以《新集御制文颂歌诗》15卷藏于秘阁。天禧初年，命龙图阁待制李虚己总编为120卷。
1015年（大中祥符八年）
四月二十三日夜间荣王元俨宫失火，延烧内藏左藏库朝元门、崇文院、秘阁等处，使三馆秘阁藏书所剩无几。真宗遂诏令以重金求书，并置“提举三馆秘阁写校书籍”一职，以副宰相参知政事一人领之，募笔工200人，借太清楼藏本补写重抄，复得书17600卷。
五月翰林院学士陈彭年建议，于右掖门外建崇文院（内院仍在宫中），别置三馆书库，缺误之书，借太清楼本补写。其抄写书籍、雕造印板、餐宿等均在外院。帝从之。
荣王宫失火之后，将崇文院临时迁入右掖门外，谓之崇文外院；秘阁作为内院原地保留，而三馆迁出，致使崇文院一分为二。（《麟台故事·省舍》）
十二月命枢密使王钦若为都大提举，翰林学士陈彭年为副，抄写校勘三馆秘阁书籍。于是出太清楼书，抄写校勘秘阁书籍12000卷。又募人以书籍卖于官。
“太清楼藏太宗御制及墨迹石本九百三十四卷轴，四部群书三万三千七百二十五卷，其后群书增及一万一千二百九十三卷，太宗御集、御书又七百五十三卷。”（《玉海》卷164）
诏征集民间藏书，凡献书500卷以上者优其赐。“于是献书者十九人，悉赐出身及补三班，得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四卷。”（《麟台故事·书籍》）
真宗因周式办学得力，赐书籍及“岳麓书院”匾额，书楼也因此改名“御书阁”以志纪念。
1017年（天禧元年）
八月提举校勘书籍所奏：“学究刘溥、俟帷哲献太清楼无本书，各及五百卷，请依前诏甄录”（《麟台故事·书籍》）。此时三馆秘阁及殿阁藏书，尤以太清楼最全。
1020年（天禧四年）
天章阁始建，位在会庆殿之西，龙图阁之北，次年落成。“中兴后，图籍符瑞宝玩之物，若国史宗正寺所进属籍，独藏于天章阁”（《宋史·职官志》）。该阁还收藏宋历代帝王画像等物。后天圣八年（1030）置待制，庆历七年（1047）又置学士、直学士，藏书也由直学士掌管。仁宗时，曾多次召群臣至天章阁观书、议事。
1021年（天禧五年）
辽太平元年，圣宗获得宋刻《开宝藏》，善加保管，并因此引发了辽圣宗补缀缺漏，雕刻《契丹藏》的壮举。
1023—1067年（仁宗、英宗时）
仁宗、英宗两朝增加藏书1472部，8446卷。加之原有藏书，合计为4799部，47588卷。
1025年（天圣三年）
四月诏将三馆补写17600卷图书藏于太清楼。
六月因所校勘太清楼藏书出现错误，馆阁校勘官陈从易、聂冠卿、李昭遘三人，分别受到降职或罢免处分。
1029年（天圣七年）
十二月，西夏太宗德明遣使献马70匹，乞赐《大藏经》1部。宋帝从之。建国之后，又多次向宋朝求得大藏经多部。
1031年（天圣九年）
十一月迁“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于左昇龙门外，又增募书吏，专事补辑。
1034年（景祐元年）
西夏太宗德明向宋朝献马50匹，复求《大藏经》一部，宋帝赐之。
闰六月以三馆秘阁所藏有谬滥不全之书，命翰林学士张观、知制诰李淑、宋郊等人编四库书。后在此基础上，编出经、史、子、集图书共20791卷，修成《崇文总目》66卷、叙录1卷。
九月“秘书丞余靖建言：‘《前汉书》官本差舛，请行刊正。’因诏靖及王半尽取秘阁古本对校，逾年乃上《汉书刊误》三十卷。”（《麟台故事·校雠》）
1036年（景祐三年）
五月诏谕购求馆阁遗书。
仁宗亲临崇文院，“观三馆秘阁新校两库子、集书，凡万二千余卷”（《麟台故事·校雠》）。于是在崇文院大宴群臣，以表庆贺，并授余靖为秘阁校理，王洙为史馆检讨，赐张观、李淑、宋郊等人器币有差。
1041—1061年（庆历元年—嘉祐六年）
“嘉祐石经”刻成，立于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子监内，史称“北宋国子监石经”。仿唐石经分为六列，每列34行，篆1行，隶1行，每行10字。
1041年（庆历元年）
诏将寿昌殿改为宝文阁，意为“宝书为训”，并开始贮藏图书。
十二月《崇文总目》修成。翰林学士王尧臣、史馆检讨王洙、馆阁校勘欧阳修等上新修崇文院（实为三馆及秘阁四处藏书）书目66卷，分书为四部45类，著录宋朝官府藏书3445种、30669卷。帝赐名《崇文总目》，为当时国家藏书总目录。
1047年（庆历七年）
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十年，于兴庆府（今银川）内修建“高台寺”，以贮藏宋赐《大藏经》。此后，延请回鹘僧人，将大藏经译成西夏文字流传。
1051年（皇祐二年）
西夏垂圣元年，为贮藏宋《大藏经》，于都城兴庆府（今银川）修建“承天寺”。
1051年（皇祐三年）
仁宗诏令拓印青铜文字，存于秘阁。
1054年（至和元年）
十二月直秘阁司马光上《古文孝经》，诏送秘阁。
辽重熙二十三年，兴宗建“乾文阁”，为辽中央政府藏书之府。其官员设置，略同崇文馆建制。
1056—1063年（嘉祐间）
三馆秘阁收藏单本书达到39163卷，较之大中祥符八年（1015）失火前最高藏量已略有增加。其抄本书16000卷，刻印本为4700卷，仅及抄本四分之一强。
1059年（嘉祐四年）
二月帝命置馆阁编定书籍馆，以秘阁校理蔡抗、陈襄，集贤校理苏颂，馆阁校勘陈绎，分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秘阁而编定之。不兼他局，二年一代。用黄纸写印正本，以防蠹败。又选京朝官、州县官四人参加编校，二年后升迁馆职。有缺随时递补。
迁崇文院于禁宫城中，以内藏库十三间为三馆馆舍。
1060年（嘉祐五年）
八月诏求遗书。曰：“国家承五代之后，简编散落。建隆之初，三馆聚书仅才万卷。祖、宗平定列国，先收图籍，亦尝分遣使人，屡下诏书令，访募异本，补辑渐至。景祐中，尝召儒臣校定篇目，讹谬重复，并从删去。朕听政之暇，无废览观。然以今秘府所藏，比唐开元旧录，遗逸尚多。宜开购赏之科，以广献书之路。一应中外士庶之家，并许上馆阁所阙书，每卷支绢壹匹，及五百卷，特与文资安排。”（《麟台故事·书籍》）
1061年（嘉祐六年）
十二月三馆、秘阁上所写黄本书6496卷，补白本书2954卷。仍诏两制（即中书舍人与翰林学士）详阅所献遗书，择可取者，令编校官复校，写充定本。
朝廷编《嘉祐搜访阙书目》1卷，以便搜访遗书。
1062年（嘉祐七年）
西夏国王毅宗谅祚上表，求宋太宗御制诗草隶书石本，以建书阁藏之。又进马50匹，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等。宋太宗诏赐《九经》，还其马。
诏参知政事欧阳修提举三馆秘阁写校书籍，并设局办理。
1063年（嘉祐八年）
四月英宗即位。诏以仁宗御书、御集藏于“宝文阁”，并命宰臣王圭撰记立石以为纪念。
1064年（治平元年）
十月辽清宁十年，禁止民间私自刊印文字。据沈括《梦溪笔谈》载：先是“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宋朝所辖之地）者，法皆死。”其后复行此禁。
十一月辽因乾文阁经籍多缺，道宗遂下诏求书、刻书，充实阁藏。又派遣学者到各地收集遗书，命儒臣校仇整理。
1067年（治平四年）
正月神宗即位。始为宝文阁置学士、直学士、待制，与龙图阁同。将英宗御书藏于阁中。
1068—1126年（熙宁元年—靖康元年）
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增加藏书1906部，26289卷。合计为6705部，73877卷。
1068—1085年（神宗时）
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收得官民献书共440部、6939卷。
1068年（熙宁元年）
神宗以英宗御书附于收藏仁宗御书、御集之“宝文阁“内。并开始设立学士、直学士、待制等官，恩赐如龙图阁。
1072年（熙宁五年）
西夏惠宗秉常最后一次向宋朝求书。此后西夏地区雕版印刷术迅速发展，再未向宋朝求书。
1082年（元丰五年）
诏将崇文院并入“秘书省”，掌藏书与编校之事，崇文院之名从此取消，三馆秘阁复在秘书省领导之下。
废置昭文馆、集贤院，并撤消直馆、直院之官；秘阁隶属于秘书省；成立著作局，将史馆并入著作局。
1101年（建中靖国元年）
改显谟阁为“熙明阁”，置学士、直学士、待制等官职。
1102年（崇宁元年）
徽宗诏命搜访道教遗经。就书艺局由道士校定，使原《道藏》增至5387卷，比之《大宋天宫宝藏》多出822卷。
1103年（崇宁二年）
四月诏“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马涓等人文集，范祖禹《唐鉴》、范镇《东斋记事》、刘攽《诗话》、僧文莹《湖山野录》等印板，皆焚毁”。
五月秘阁写成图书2082部，未写1213部，及缺卷289部。徽宗令限期缮录完成。
1108年（大观二年）
建“徽猷阁”，收藏哲宗御集。置学士、直学士、待制等官。
1110年（大观四年）
朝廷令禁传小报。言称：“近撰造事端，妄作朝报，累有约束，当定罪赏。仰开封府检举，严切差人缉捉，并进奏官密切觉察。”（《宋会要辑稿》165册）
1111—1117年（政和间）
徽宗复诏天下搜访道书，设经局，命道士刘元道等重加校定道藏图书。其先后搜访道书5387卷，仍循《大宋天宫宝藏》例，分为三洞四辅十二类，约于政和六、七年（1116—1117）间送往福州闽县九仙山之天宁万寿观。令福州黄裳鸠工镂版，印竣经版送京师（今开封），名为《万寿道藏》。是藏为我国最早刻印之道教经书总集。
皇城内新作明堂于城之东隅，迁左藏库于天汉桥之东北，又度地于端门之东南，驰道之左，横街之南为秘书省。房舍未建成，再迁秘书省于西府之空地。
1114年（政和四年）
三馆秘阁所藏图书、古画共33149册（轴）。
秘书省奏：“三馆秘阁自崇宁四年借出书籍未还者四千三百二十八册卷，久不拘收。”徽宗遂下令：“自今省官取借书籍，并申本省长贰判状权借，依限拘收”（《麟台故事·书籍》）。且令书籍出入书库，设立检查制度。
八月三十日徽宗诏：“河北州县传习妖教甚多，虽加之重辟，终不悛革。闻别有经文，互相传习，蛊惑致此。虽非大文图谶之书，亦宜立法禁戢。仰所收之家，经州县投纳，守令类聚缴申尚书省。或有印板石刻，并行追取，当官弃毁。应有似此不根经文，非藏经所载，准此。”（《宋会要辑稿》165册）
1115—1234年（金朝时）
金朝中央政府藏书机构仿照辽国、宋朝之制，设置秘书监，储藏和管理官府藏书。秘书监内，又设有著作局、笔砚局、书画局、司天台，分掌藏书等各项事务。
金朝藏书之绝大部分，来源于战灭辽国和北宋时，所收得两国累世庋藏的大量图书。少部分则为金各地刻印的图籍。
金朝弘文书院与集贤书院、礼部、詹事院司经局等机构也都各有藏书，并设官管理。国子监所属之太学亦辟藏书处。
1121年（宣和三年）
秘书省新舍建成，位在端门之东南、驰道之左、横街之南。“朱碧辉煌，栋宇宏丽，上邻清都，为京城官府之冠”（《麟台故事·省舍》）。
金太祖天辅五年，金灭辽前夕，太祖完颜阿骨打训令部下：“若克中京，所得礼乐仪仗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金史·太祖纪》）
1122年（宣和四年）
馆阁藏书已达6705部，73877卷。是为北宋国家藏书最高记录。
置“补辑校正文籍所”，对馆阁藏书进行整理，募工缮写。所抄之书，一式三本，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楼，一置秘阁。
徽宗从密州赵子昼奏，令开封府及诸路州军毁板禁止王安石著作。并许诸色人告，赏钱一百贯（《宋会要辑稿》166册）
诏令郡县搜访遗书。诏曰：“令郡县谕旨访求，许士民以家藏书所在自陈，不以卷帙多寡，先具篇目申提举秘书省以闻，听旨递进，可备收录，当优与支赐。或有所秘未见之书，有足观采，即命以官，议加崇奖，其书录竟给还，若率先奉行，访书最多州县，亦具名闻。”（《文献通考·经籍考》）
1123年（宣和五年）
响应上年征访遗书诏令，三馆参校荣州助教张颐进书221卷，李东进书162卷。张颐赐进士出身，李东则补迪功郎。
1125年（宣和七年）
金天会三年，金兵全灭辽国（辽保大五年），尽收辽国家藏书。
官府收王阐、张宿等家藏书，用三馆秘阁书目核对所无者，共658部，2417卷。王阐补承务郎，张宿补迪功郎。
1126年（靖康元年）
金兵攻陷北宋首都汴京，尽掳北宋全部藏书及印版。后宋朝援军云集京师，金兵仓皇北还，“秘阁图书，狼籍泥中，书史以来……未有如今日之甚！”
南宋（1127——1279年）
1127—1162年（高宗时）
建秘书省于国史院之右，搜访遗书，致国家藏书达44486卷。
1127年（建炎元年）
四月金掳宋徽宗、钦宗及皇室大批图书文物北去之后，与南宋议和，又提出索取三馆秘阁图书以赎徽、钦二帝。南宋朝廷遣鸿胪卿康执权、少卿元当可、寺丞邓素押运佛经道经书版；校书郎刘才、邵博宿，国子监主薄叶将，博士熊彦诗、上官悟等人押监书印版及馆中书籍送至金廷。金对“明堂九鼎观之不取，止索三馆文籍图书，国子监版”（《靖康要录》卷15）。故北宋皇室、国子监、三馆秘阁累世所藏图书经籍书版，几乎全归金朝所有。
金灭辽国和北宋后，于平阳（今山西临汾）设立“经籍所”，大量刻印图书，使平阳成为当时中国北方的刻书中心。“金刊本，雕镂极工，虽南宋精椠不能及也”（《尚书注疏》20卷）。金朝还设立“译经所”，大量翻译汉文书籍，并将之刻印行世。
1129年（建炎三年）
因战乱动荡，暂罢秘书省。
1131—1162年（绍兴间）
秘书省搜访所得图籍，有数可查者25000多卷。此外还有前代及当代书法家、画家墨迹、图画近30轴，碑刻近300本。
“自绍兴至嘉定，承平百载，遗书十出八九，著书立言之士又益众，往往多充秘府。”（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
1131年（绍兴元年）
高宗复置秘书省，随后移跸临安。秘书省下仍设知杂案、经籍案、祝版案、太史案等诸案。其中经籍案掌行秘阁图籍，并朝廷检阅典故及御前取降图画、书籍等。
高宗下诏征集民间遗书，大开献书之路，称有献书者必予以重赏。可谓“虽处干戈之际，不忘典籍之求。”三月十八日，进士何克忠上《太祖皇帝实录》、《国朝宝训》、《名臣列传》。六月十六日，故金吾上将军张懋妻王氏以家藏六朝《实录》、《会要》、《国史志》等书来上。诏付秘书省。（《南宋馆阁录·储藏》）
七月秘书少监程俱撰成《麟台故事》呈进。是书系统记述北宋秘书省三馆秘阁藏书之历史沿革、建制、职能、藏书、馆职与编校图书等实况，分12门，约25000余字。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关于古代“图书馆”之专著。
1132年（绍兴二年）
秘书省迁至临安油车巷东法惠寺，藏书之所仅有房屋三间，内中藏书数量也很少。然南宋时期秘书省，在政府各机构中的地位较之北宋却更为显赫，不仅掌管邦国经籍职能，而且还兼掌管祭祀祝版职能，
诏令分经、史、子、集四库校勘整理馆阁藏书。并规定：“于卷尾亲书臣某校讫字……内有损坏、脱落、大段错谬、不堪批凿者，许将别本参考，重行补写。”（《中兴馆阁录·储藏》）
诏平江府（今苏州）守臣购买贺铸家所鬻书，以充实三馆。贺铸聚书2万余卷，手自校仇过半，无一字误。藏书处名为“企鸿轩”、“升平地”。是年二月，其子贺廪又献书5000卷于朝廷，高宗尽收之，并诏吏部任贺廪临平江府粮料院。
1133年（绍兴三年）
劝谕天圣寺、报本寺、开元寺等处献纳祖宗御书。
1135—1177年（绍兴五年—淳熙四年）
“绍兴御书石经”刻成。先后刻有《易》、《诗》、《书》、《春秋左氏传》、《论语》、《孟子》，《礼记》中之《中庸》、《大学》、《学记》、《儒行》、《经解》5篇。刻石立于临安太学首善阁及大成殿后。今存残石86块于杭州。（《玉海》）
1135年（绍兴五年）
兵部尚书郎兼史馆修撰王居正建议：“四库书籍多阙，乞下诸州县，将已刊行书板，不拘经、史、子、集，小说、异书，各印三帙赴本省。系民间者，给纸墨工价偿之。”（《续资治通鉴》卷109）。
六月“大理评事诸葛行仁进所藏书八千五百四十六卷，被加封官职；太常少卿曾旼也献家藏书二千六百七十八卷。”（《南宋馆阁录·储藏》）
僧宝月是年献兵书39种。
1136年（绍兴六年）
史馆修撰范冲与秘书少监吴表臣共同参定图书校勘条例――校雠式，为我国古代文献学史上最早确定的、较为完整的校勘条例。
1140年（绍兴十年）
建“敷文阁”，以藏徽宗圣制。
叶梦得尝于官署内西北隅建“紬书阁”，专藏公家之书，以便官员公余前去寻检、阅读，并备有目录，尤如今日公共图书馆。
1143年（绍兴十三年）
十二月高宗诏令由两浙转运司负责，在临安清河坊糯米仓巷西、怀庆坊北、通浙坊东之地重建秘书省。次年新省建成，于六月二十二日迁入。（《南宋馆阁录·省舍》）
重建秘阁之时，诏求遗书于天下。“首命绍兴府录会稽陆宰（陆游父，字元钧）家所藏书来上，凡万三千卷有奇”（《嘉泰会稽志·陆宰传》）。
1144年（绍兴十四年）
五月诏令秘书省置补写所，专事补写朝廷缺书。且再次求书于州郡。
1174—1189年（淳熙间）
初，建“焕章阁”，藏高宗御制。
1177年（淳熙四年）
十月秘书监少监陈骙等编撰书目，次年六月九日奏上《中兴馆阁书目》（后名为《南宋馆阁录》）10卷，《序例》1卷。共九门，著录藏书44486卷，较《崇文总目》多1387卷。
陈骙等编《南宋馆阁录》时，仅藏于秘书省搜访库的诸州印版书即达6098卷。
1178年（淳熙五年）
七月秘书省上《孝宗皇帝会要》。“进册合缮写三本，其一本俟进呈毕，合于秘阁安奉；一本恭进德寿宫；一本留中，以备乙览。”（《南宋馆阁续录·修纂》）
1186年（淳熙十三年）
秘书监上奏，“……承平滋久，四方之人益以典籍为重，凡缙绅家世所藏善本，外之监司、郡守搜访得之，往往锓版，以为官书。然所在各自版行，与秘书初不相关。”于是孝宗下诏曰“诸路监司、诸郡守臣，各以本路本郡书目解发至秘书省，听本省以《中兴馆阁书目》点对。如见得有未收之书，即复移文本处，取索印本，庶广秘府之储，以增文治之盛。”（《南宋馆阁续录·储藏》）
1188年（淳熙十五年）
金大定二十八年世宗偃武修文，崇尚道教。下诏将北宋原藏于汴梁（今开封）之《政和万寿道藏》旧板，调至中都天长观（今北京白云观）庋藏。
1190年（绍熙元年）
金章宗明昌元年，以调至中都天长观（今北京白云观）之汴梁（今开封）《政和万寿道藏》旧板，经孙明道补缀后，印成道经1藏。
金章宗诏命孙明道遣道士搜访各地遗经，修纂《道藏》。共得《政和万寿道藏》未收道经与新出道书1074卷。孙明道等依三洞四辅之例，编纂成全藏，共计6455卷、602帙。章宗题曰《大金玄都宝藏》。
1193年（绍熙四年）
六月朝臣进言：“朝廷大臣之奏议，台谏之章疏，内外之封事，士子之程文，机谋密画，不可泄漏。今乃传播街市，书坊刊行，流布四远，事属未便，乞严切禁止。”于是帝诏，“四川制司行下所属州军，并仰临安府、婺州、建宁府，照见年条法，指挥严行禁止。其书坊见刻板及已印者，并日下追取，当官焚毁。具已焚毁名件，申枢密院。今后雕印文书，须经本州委官看定，然后刊行。仍委各州通判，专切觉察，如或违戾，取旨责罚。”（《宋会要辑稿》166册）
1194年（绍熙五年）
正月金明昌五年，金章宗下诏购求《崇文总目》中所缺书籍。
1195—1224年（宁宗时）
秘书省新增藏书14943卷，加之原有44486卷藏书，合计59429卷。
1196年（庆元二年）
建“华文阁”，藏孝宗御制。
六月十五日国子监上言：“已降指挥，风谕士子，专以语、孟为师，以六经子史为习。毋得传语录，以滋盗名欺世之伪。所有进卷待遇集，并近时妄传语录之类，并行毁板。其未尽伪书，并令国子监搜寻名件，具数奏闻。上从之。
1198年（庆元四年）
二月五日国子监上言，以“（福建）麻沙书坊见刊雕太学总新文体内，……丁巳太学春季私试都魁郭明卿问定国事，问京西屯田，问圣孝风化，本监寻安籍施照，得郭明卿去年春季策试，即不曾中选，亦不曾有前项问目。及将程文披阅，多是撰造怪辟虚浮之语。又妄作祭酒以下批凿，似主张伪学，欺惑天下，深为不便。乞行下福建运司，追取印板赴国子监缴纳。已印未卖，当官焚之。仍将雕行印卖人送狱根勘，依供申取旨施行。”上从之。（《宋会要辑稿》166册）
1200年（庆元六年）
三月秘书丞邵文炳建议，由秘书省每月委派官员一名，轮流检点秘阁所藏历代《日历》、《会要》、宝藏、皇帝观览图籍等。宁宗准予施行。
1201年（嘉泰元年）
十月金泰和元年，令有司高价访求，购置遗书。《金史》卷11《章宗本纪》载：章宗敕有司“购遗书宜尚其价，以广搜访。藏书之家有珍惜不愿送官者，官为誊写；毕，复还之，仍量其直之半。”
1202年（嘉泰二年）
置“宝谟阁”，藏光宗御制。
七月为防国事泄漏，朝廷令“应有书坊去处，将事干国体及边机军政利害文籍，各州委官看详。如委是不许私下雕印，有违见行条法，指挥并仰拘收，缴申国子监。所有板本，日下并行毁劈，不得稍有隐漏及凭借骚扰。仍仰沿边州军常切措置关防，或因事发露，即将兴贩经由地及印造州军不觉察官吏根究，重作施行。委自帅、宪司严立赏榜，许人告捉，月具有无违戾。”后北伐失败议和，为免金人误会，朝臣又言：“国朝令申，雕印言时政、边机文字者皆有罪。近日书肆有《北伐谠议》、《治安药石》等书，乃龚日章、华岳投进书札。所言间涉边机，乃笔之书，锓之木，鬻之市，泄之外夷。事若甚微，所关甚大，乞行下禁止。取私雕龚日章、华岳文字，尽行毁板。其有已印卖者，责书坊日下缴纳，当官毁坏。”
1204年（嘉泰四年）
宁宗重申，馆阁藏书“并不许借出。如辄借出，以违制论。”（《南宋馆阁续录·储藏》）
1208—1224年（嘉定间）
馆阁藏书约6万卷。
1213年（嘉定六年）
三馆年久失修，房舍破旧。于是重资修缮，使秘书省又中外一新。
1220年（嘉定十三年）
四月秘书丞张攀等编制《中兴馆阁续书目》（后名为《南宋馆阁续录》）10卷。著录1178年以后收入之新书14943卷，较之《中兴馆阁书目》多著录藏书845部、14943卷。尚不包括太常、太史博士之藏，以及各郡路所刻印而尚未来得及进献之书。
1226年（宝庆二年）
置“宝章阁”，藏宁宗御制。
1228年（绍定元年）
遭蒙古骑兵“绍定之祸”，南宋图籍损失惨重。
三月理宗诏曰：“书籍非省官毋得借书。许从监、少置簿，有欲关文籍为检阅、校正等用，即先批簿，以凭请取；俟还本库，随与点收。或借出已久，亦须检举，以察隐遇。”（《南宋馆阁续录·储藏》）
1231年（绍定四年）
秋临安禁中遭大火，秘书省只剩著作庭和后花园。馆阁藏书被火延烧，致书多阙。秘书省旋即奏请重修。朝廷虽有日薄西山之势，但仍拨三十五万贯重金复建馆阁。一年之后，秘书省又巍然矗立。
1233年（绍定六年）
蒙古太宗五年蒙古军攻破金都汴梁，太宗接受谋臣耶律楚材建议，掠取全部金之皇室藏书以归，极大地充实了元代图书库藏。
金末蒙古兵侵入金地，各处宫观所藏《道藏》，多毁于兵火之中，存者寥寥。
1236年（端平三年）
蒙古太宗八年行中书省事杨惟中随皇子库春征宋，收集大批宋儒所著书籍8000余卷，并为之建立燕京（今北京）“太极书院”，此为元代第一所书院。
耶律楚材建议在燕京（今北京）设立编修所，在平阳（今山西临汾）设立经籍所，任命原金朝儒士梁陟、王万庆、赵著三人负责其事。
1250年（淳祐十年）
六月诏求遗书。
1265年（咸淳元年）
诏置“显文阁”，藏理宗御制。
1266年（咸淳二年）
蒙古将“平阳经籍所”迁徙至京师。
蒙古至元三年七月世祖令：“道与中书省据随路军人匠……等，应有天文图书及太乙雷公式、七曜历、推背图，圣旨到日，限一百日赴本处官司呈纳。后限百日，收拾前项禁书，如法封记，申解赴部呈省。若违限收藏禁书，并私习天文之人，或因事发露及有人告首到官，追问得实，并行断罪。”（《大元圣政国朝典章》）
1268年（咸淳四年）
元至元四年，设置“翰林国史院”。掌管拟写诏令、纂修国史及应答咨询诸项事务，元代知名儒臣多在此院任职。此院藏书甚多，主要为修史之需，现存元刻本《梦溪笔谈》，就钤有“翰林国史院”印章。
1272年（咸淳八年）
元至元九年，元世祖设“秘书监”，掌历代图籍，并阴阳禁书，成为元代中央政府最重要的藏书机构。及至平定宋、金，“典章图籍，皆归秘府。”《元史·百官志》（《元史·百官志》）
1276年（德祐二年）
二月元朝丞相伯颜统帅蒙古大军将入临安城，命取军民钱谷，充实仓库，收史馆、秘书省图书及百官诰命符印。严令申明：“秘书省图书，太常寺祭器、乐器、法服、乐工、卤簿、仪卫，宗正谱牒，天文地理图册，凡典故文字，并户口版籍，尽仰收拾。前代圣贤之后，高尚儒、医、僧、道、卜筮，通晓天文历数，并山林隐逸名士仰所在有司，具以名闻。”（《元史·世祖本纪》）。
元朝伯颜攻入临安，遣宋内侍王埜入宫，收宋国兖冕、圭壁、符玺及宫中图籍、宝玩、车辂、辇乘、卤薄、麾仗等物。旋又命元秘书监焦友直搜括宋秘书省禁书图籍。后派郎中孟祺“籍宋太庙四祖殿、景灵宫礼乐器、册宝暨郊天仪仗，及秘书省、国子监、国史院、学士院、太常寺图书、祭器、乐器等物”（《元史·世祖本纪》）。十月两浙宣抚使焦友直将所获临安经籍、图书、阴阳秘书全部押送元大都（今北京），呈上朝廷。另有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收括江南各郡图籍，亦藏入秘府。
1278年（祥兴元年）
元世祖至元十五年，设置“太史院”。掌管天文历法，负责观测天象，编制历书。亦储藏有大量天文历法方面的图籍。
元世祖忽必列遣使至杭州等处，收取官藏书籍、书版，押送回大都（今北京）。
元（1279—1368年）
1279年（至元十六年）
世祖下诏称，秘书监所藏书画，“非奉圣旨及上位不得出监”。此前已于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明确规定，收自江南图书，包括经史子集、典故文字、阴阳禁书、法书名画等，俱由秘书监收藏。其他衙门遇有需要查阅书籍，须立借据，到秘书监借取，用毕归还。
1284年（至元二十一年）
搜禁天下私藏天文图谶、《太乙雷公式》、《七曜历》、《推背图》、《苗太监历》，有私自学习及收匿者治罪。
1286年（至元二十三年）
正月焚阴阳伪书《显明历》。
二月太史院上《授时历经》、《历议》，敕藏于翰林国史院。
1290年（至元二十七年）
设“兴文署”，为集贤院下属机构，掌提调国子生饮膳与雕印文书事。其雕印图书极多，仅次于国子监。该署也为藏书之所，湖南卢挚收江南诸郡四部精善书，运至大都后，即藏于兴文署。
1293年（至元三十年）
忽必烈敕令在杭州万寿寺开版雕印《西夏文大藏经》，至成宗大德六年（1302）竣工。该藏竣工后的10余年间，曾刷印过140余部，以分赐各地寺院庋藏。
1301年（大德五年）
四月秘书监设分监，供御览而资盛德。是为车载之流动藏书库。是月，以驿站车载上都分监书有《太平御览》、《通鉴》、《通典》等千余册。
1302年（大德六年）
秘书监646轴书画手卷裱褙完成，进呈皇帝。成宗下旨要求：“所有签贴，合委请字画稍妙之人题写。”
1305年（大德九年）
成宗诏令将秘书监升为正三品，仍掌典司图书事宜。又令天文、历数方面的部分事务，亦由该监兼领。
1309年（至大二年）
皇太子将自己使用保存的一批图籍送至秘书监收藏。计644部、6698册，内中又有7部纸褙，计271册。
1316年（延佑三年）
仁宗下旨曰：“秘书监里有的书画，无签贴的教赵子昂都写了这么道。”赵子昂即元代第一书家赵孟頫，由他题签，书画艺术价值大增百倍。秘书监藏书珍重可见一斑。
1318年（延祐五年）
秘书监制定书籍保管出纳条例。其文称，监官议得：秘书库所藏御览图籍、禁秘天文、历代法书名画，谅为不轻。近年以来，凡遇出纳秘书郎等自行开封，倘蒙上位不测取索书画失误未便。今后移请监官一员，不妨本职，逐月轮流提调。如遇阴雨，点视疏漏，常例舒展曝晒。及出纳书画不测之事，直日秘书郎等计会提调府亲诣府库，用心监视，一同开封，毋致似前违错。仰移关监臣王奉训，依上提调。仍下秘书郎，依上施行。
1323年（至治三年）
英宗皇帝命将孔子五十四代孙孔思逮所进献鲁司寇石碑像，交秘书监庋藏。
1329年（天历二年）
置“艺文监”，秩从三品。“专以国语（即蒙古语）敷译儒书，及儒书之合校仇者俾兼治之”（《元史·百官志》）。艺文监下设艺文库，掌收贮书籍。
设置“奎章阁”，聚集文士，为皇帝讲说古代治乱历史和元朝的祖宗明训。也为元藏书之所，《辽代实录》、《脱卜察安》等珍秘史籍，储藏于奎章阁，不得轻易阅览。
1340年（至元六年）
改为“艺文监”为，“崇文监”，职司不变，掌收贮书籍。
1341年（至正元年）元监中藏书，除子、史、集外，经类为416部，4304册。
1342年（至正二年）五月顺帝奏准秘书监丞王道请求，令将秘书库依类登记、编号，置衙缮写。其中统计出秘书监在库书藏品、数量为：经121部、1023册，史79部、1724册，集57部、1724册，道书303部、402册，医书14部、171册，方书8部、152册。后又依在库图书数量与册数，编定元代《秘书监志》10卷。
1343年（至正三年）
秘书监官员王士点、商企翁编纂元《秘书监志》。记载元世祖至元以来到元顺帝至正中秘书监的建制、沿革及典章制度等情况。对于元代官府藏书史之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346年（至正六年）
诏求遗书。有以书献者，予一官。
1366年（至正二十六年）
六月朱元璋命有司访求古今书籍，藏于秘府，以资览阅。
明（1368—1644年）
1368年（洪武元年）
八月徐达率兵攻入元大都（今北京），收图籍、祭器、仪象、版籍等物。将所藏宋元雕版旧抄，及元奎章阁、崇文阁等秘室图书，尽数载运金陵（南京），归入南监（即南京国子监）。后南监据此类板片，修补印行，即后世所称“三朝本”，以《十七史》最著名。
十一月于宫中建“大本堂”，“取古今图籍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诸王”（《皇明典礼志》）。该堂为太子读书处，亦收储大量典籍，并藏有元明两朝案牍文书。命有司广求古今书籍。
1370年（洪武三年）
太祖仿唐宋元旧制，设弘文馆、秘书监，专司收藏、校理典籍，教授生徒。
三月明“置秘书监，秩正六品，除监丞一人，直长二人，寻定设令一人，丞、直长各二人，掌内府书籍。”（《明史·志·职官二》）
1372年（洪武五年）
《洪武南藏》开雕，完成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又名《初刻南藏》，为明太祖敕令，于南京蒋山寺雕刻的官版大藏经，属南方系。收经1600余部、7000卷，分作678函，折装本。
1380年（洪武十三年）
七月太祖废除中书省、丞相等职，并罢秘书监。“并其任于翰林院，设典籍二员，掌凡国家所有古今经籍图书之在文渊阁者。”皆因丞相胡惟庸谋反案波及所致，故使官府藏书统归于翰林院典籍执掌。
置行人司，设行人（正九品），左右行人（从九品），寻改行人为司正，左右行人为左右司副，更设行人。行人司亦有专门藏书，且编有行人司书目。
宋亡后，两宋监本书版多移入西湖书院，相继修补出版。是年移送南京国子监，重新整补。
1381年（洪武十四年）
太祖以国子学书版岁久残剥，命诸儒考补工部，督匠修治。赵俊奉诏监理，古籍始备。
1382年（洪武十五年）
诏南京国子学改为国子监，继续藏书、刻书，贮存书版、石刻。监内设典籍厅，位于彝伦堂之东，占屋3间，专门用以储藏书籍。另有东、西书库楼各7间，也用于藏书。其中大量书版，为宋元朝所遗，后又将杭州西湖书院南宋国子监刻版及元代刻版运至南京收存。北监建立后，部分书版被运往北京。有《明南雍经籍考》上下两卷，上卷著录明英宗天顺年间官刻书140余种，不分类，有书名、册数、卷数及存佚情况等项；下卷为梓刻，著录监本书300余种，分制书、经、史、子、文集、类书、韵书、杂书、石刻九类。
1395年（洪武二十八年）
太祖诏校正南京国子监经书刻版，印行颁藏于天下。以历代正史、典制书籍及经史子集为主，此类版本书籍后来称为“南监本”；又历经宋、元、明三代修补，称为“三朝本”；而部分书版漫漶不清，以之印出的书籍也称“大花脸本”。
1399—1402年（惠帝时）
朝廷遣专使往各地求书。对撰著进献“有补政治”书籍者，赐金币，进以官职；对无补于世道人心之道家炼丹之类，却而不纳；对妖言惑众，期冀富贵持献所谓“天书”者，则杀头问斩，以杜流弊。
1403年（永乐元年）
于北京设置国子监，亦称“北监”或“北雍”。与南京国子监遥相呼应，位于京城安定门内。
1405年（永乐三年）
南京文渊阁建成，位在南京奉天门东，占屋五间，为中秘藏书之所。内置书柜若干以藏书，珍籍秘档、累朝御笔、《实录》、《宝训》、《玉牒》及其它重要书籍等，皆藏于此处。徐达从元大都取回的宋金元大量典籍，从全国征集的大量书籍，亦贮存文渊阁，《永乐大典》纂成后同样贮藏于此。
1406年（永乐四年）
朝廷购求图书。成祖视朝之暇，常于便殿阅览图书，问及文渊阁藏书，解缙答曰：“经史粗备，子集尚多阙耳”。成祖即谓：“士庶家稍有余资，尚欲积书，况朝廷乎·”于是命礼部尚书郑赐选派官员至各地购求典籍，凡需购之书，不较其价，唯其所欲与之。亦不再限于以前支绢、给钱、补官等旧有成法，凡朝廷需要书籍，悉数购回。由此征购各种图书达7000—8000种之多，
1407年（永乐五年）
十一月解缙等重修《永乐大典》成，呈进时改赐是名，成祖亲制序言。全书辑录古籍7000～8000种，几将文渊阁藏书全部收录，共22937卷（其中凡例和目录60卷），约3.7亿字，共装成11095册。因卷帙浩繁，当时无法刊行，全部手工书写。编纂此书时，共动用人力凡2180人。正本贮南京文渊阁，副本贮皇史宬.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时正本运贮北京文楼（今故宫午门东角楼）。
1408年（永乐六年）
郑和曾于成祖永乐年间及宣宗宣德年间，陆续造藏十一藏。分别奉旨颁赐予南京灵谷寺、天界寺、静海寺、鸡鸣寺、弘觉寺、牛头山佛窟寺、北京皇后寺、镇江金山寺、福建南山三峰塔寺、云南五华寺等寺院。
1417年（永乐十五年）
成祖以《五经四书大全》及《性理大全》为“学者之根本，圣贤精蕴悉具于是”，故颁赐于两京六部、国子监及天下府、州、县学。
1420年（永乐十八年）
九月北京新皇宫落成，诏自次年（永乐十九年），改京师为南京，北京为京师。既定都北京，将北京国子监改为京师国子监。遣侍讲陈敬宗至南京取文渊阁所贮古今书籍，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北上。次年正月，太子遣修撰陈循如数送至京师100柜之多。先贮于左顺门外北廊，后移存北京文渊阁。新编成《永乐大典》原本亦一同运京，贮于奉天殿东庑正中之文楼（今太和殿体仁阁）内。
北京国子监（北监）位于京城安定门内，太学之东北角。设典籍官一人，掌管书籍和书版。以典籍厅存贮书籍与石刻，载道所储藏皇帝颁降之经、史、子、集书籍，御制诸书及各种书版。另有几处设置橱柜，盛装书籍与书版，如东厢、西厢、博士厅、彝伦堂、御书处等。北监所藏包括监内自刻书、中央政府刻行的典籍、作为教材的经史典籍等；北监刻书之书版，也就地存贮于监内。
诏命使臣外出购求图籍，充实皇室所藏。
1425年（洪熙元年）
朝廷先后扩建广寒殿、清暑殿、琼花岛、通集库、皇史宬等藏书处。
1426—1435年（宣宗时）
秘阁储书约2万余部，近百万卷。其中“刻本十三，抄本十七”（《明史·艺文志》），即刻本占十分之三，抄本占十分之七，皆贮藏于文渊阁。宣宗亦好图籍，几次下诏搜求民间遗书，并亲临文渊阁披阅经史，与少傅杨士奇等议论，赐予杨士奇等诗文。
1433年（宣德八年）
四月宣宗命杨士奇、杨荣于馆阁中择能书者数十人，取五经、四书及《说苑》之类，各录副本，分贮广寒、清暑二殿及东、西琼岛，以便观览。
1441年（正统六年）北京文渊阁建成，位在午门内东南一隅，文华殿之前。将列祖御制文集及古今经史子集之书入藏其中。后又运来南京文渊阁图书增贮之，并由专人勘点、编目、典守。至宣德、正统年间，阁中已藏宋元旧刻3万余部，近百万卷，其中刻本十三，元本十七。后阁藏毁于李自成崇祯十七年（1644）入京之时。杨士奇等奉敕撰成《文渊阁书目》20卷。共著录图书7200余部、42600册，约10万卷以上，其中十之八、九为宋刻精本。杨士奇并奏：“文渊阁所贮书籍，有祖宗御制文集及古今经史子集之书，向贮左顺门北廊，今移于文渊东阁，臣等逐一点勘，编成书目，请用宝钤识，永久藏弆”。此书目体例不依四部分类，而用“千字文”作排次，自“天”字至“往”字，凡20号，共50橱。然只著录书名和册数，不著撰人及卷帙数，乃至于“往”字3橱之新志，大半册数亦未注。故《四库全书总目》讥其编次草率，愧对《七略》、《中经》。
钱溥撰《秘阁书目》1卷。钱氏尝为东阁史官，以所阅秘中之书，致仕归里后，著录成目。
1442年（正统七年）
正月南京文渊阁火灾，所贮之书全部化为灰烬。其宋元秘本、《永乐大典》，及大本堂所藏，俱遭焚毁。所幸的是，原文渊阁藏复本已移贮北京，使稍有存留。
1492年（弘治五年）
五月朝廷访求遗书。集完备者，存于内阁，检其有副本者，分贮于两京国子监。“使一书而存数本，一本而藏三所”。
大学士邱浚为保护图籍文献，上表请于文渊阁附近，别建重楼，不用木植，而用砖石建造。“将累朝实录，御制玉牒，及干系国家大事文书，盛以铜柜，庋于楼之上层。如诏册制诰，行礼仪注，前朝遗文旧事，与凡内府衙门所藏文书，可备异日纂修全史之用者，盛以铁柜，庋之下层，每岁曝书……。”帝甚以为是。40余年后，于嘉靖十三年（1534）由世宗下旨依其意建成“皇史宬”，储藏实录等秘籍于其中。
1509年（正德四年）
北京文渊阁失火，历代图典稿簿俱焚。
1515年（正德十年）
因内阁及东阁藏书有阙残，故令原管主事李继先等次第修补。
1522—1566年（嘉靖间）
嘉靖年间禁内曾遇火灾，之后为防不测，世宗命将文渊阁所剩之书，转移至古今通集库及皇史宬贮藏。
1534年（嘉靖十三年）
世宗命于重华殿西建“皇史宬”，以贮列朝《实录》、《宝训》。每一帝崩，则开局纂修，告成，焚稿椒园，正本贮此。
1536年（嘉靖十五年）
七月“皇史宬”建成，位在文渊阁近地，禁城之西侧。内置雕龙鎏金铜皮大木柜，即所谓“金匮”。一月后，明世宗以前各朝《实录》、《宝训》之正本，庋藏就位。其后明各朝皇帝及清代皇帝《实录》、《宝训》等均藏储于此，皇史宬也成为中国古代藏储图书、档案最具代表性之建筑。
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
四月禁内奉天、华盖、谨身三殿火灾，世宗急命抢运《永乐大典》，才幸免于难。
1561年（嘉靖四十年）
鄞县（今宁波市）人范钦（字光卿）于宁波月湖之西始建藏书楼，取古意“天一生水”之说法，名为“天一阁”，嘉靖末年完成。其坐北向南，为木结构六开间二层楼房，重檐硬山顶，前后有廊，内中藏有范氏积年所访购图书7万余卷。天一阁旁凿池蓄水，名“天一池”，使书楼四面临水，以为不测；建筑楼阁纯用砖瓦，不用木料，东西两旁筑封火墙；阁四周留有空地，并筑围墙，也是为防火而设计。范氏还规定：凡阁厨锁钥分房掌管，非各房子弟集齐，不开锁，其书不借人，不出阁；子孙有志者，就阁读之。清乾隆间，诏建7阁以藏《四库全书》，均参考天一阁建筑结构。此阁现为中国现存最古之藏书楼。
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
八月前因三殿火灾，急命取出文楼所藏《永乐大典》，得不被烧毁。为备不虞，诏阁臣徐阶照式重录副本。于是礼部召集儒士程道南等180余人就史馆分录，至隆庆元年（1567）四月告成，仍归原本于南京。其正本贮文渊阁，副本别贮皇史宬.至明末，正本已下落不明，副本也出现残缺。至清雍正年间，副本移至东交民巷翰林院内。
1573—1619年（万历间）
张萱等重新整理文渊阁藏书，编为《内阁藏书目录》8卷。编辑中复查，“视前所录，十无二三。所增益者仅近代文集、地志，其他唐宋遗编，悉归子虚乌有”。
阁臣陈于陛请修正史，诏从之。于是开馆分局，集累世实录，采朝野见闻，纪传书志，颇有成绪。忽遭火灾化为灰烬。
1602年（万历三十年）
行人司正徐图编出《行人司书目》，反映京师行人司贮书最多。著录藏书1600余种，以六部分类，即典部（御制之书）、经部、史部、子部、文部、杂部。
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
内阁中书舍人孙能传、张萱等撰成《内阁书目》8卷。又名《内阁藏书目录》、《新定内阁藏书目录》、《文渊阁书目》，是为明代官书目录，现仍存世。全目分18类，收书凡2300余种。每书著录书名、作者、卷帙，有的还注明卷数，或作简略解题，于此可窥明代官府藏书大略。
1628—1644年（崇祯间）
司礼监为明初所设内府刻书中心，此时收储内版书有近200种。
清（1644—1912年）
前清（1644—1840年）
1644—1658年（顺治元年—十五年）
清朝沿袭明制，除翰林院、国子监等藏书外，多为内府藏书。其书分藏于武英殿、懋勤殿、昭德殿、南熏殿、养心殿、昭仁殿、紫光阁、南书房、皇史宬、内阁等处。
紫禁城内藏书处所繁多，凡皇帝处理政务、批阅奏章、举行筵宴、日常起居、读书、休憩、游乐等常至之所，几乎都是图书文献的陈设、收藏之地。储书较富者如：外朝东路有内阁大库、文渊阁、国史馆、录馆、会典馆、皇史宬.外朝西路有：武英殿、方略馆。内廷中路有乾清宫、昭仁殿、五经萃室、上书房、懋勤殿、南书房、摛藻堂、位育斋；内廷东路：毓庆宫、景阳宫、古董房。内廷外东路有皇极殿、宁寿宫、景福宫。内廷西路有养心殿、长春宫、重华宫。内廷外西路有慈宁宫、寿康宫、寿安宫等等。因各殿堂用途不同，故收藏书籍的内容重点、版本、数量也有所不同。
紫禁城外皇家藏书楼主要集中于以下各处：北京翰林院、国子监、景山寿皇殿；盛京皇宫之文溯阁、翔凤阁与西七间楼、崇谟阁、敬典阁、凤凰楼等处；热河行宫（避暑山庄）之文津阁、烟波致爽、四知书屋等多处；盘山行宫之四面云山、智仁乐处等；汤泉行宫之惠泽阁、澜碧殿、瞻睇烟云殿、水镜秋霜殿、渊清玉洁殿等多处；北京圆明园内文源阁、味腴书室；以及清漪园（颐和园）、静明园（玉泉山）、静宜园（香山）等皇家苑囿、亭楼阁屋等建筑。所藏典籍主要供皇帝及皇室成员修身治学，日常浏览，摆设点缀之用。以清朝纂修书籍为主，尤其内府刻行“殿本”居多，还有少量画像、舆图、御笔卷轴、册页等。盛京皇宫、热河行宫（避暑山庄）另有《四库全书》、《实录》、《玉牒》等写本，皇家档案等，不一而足。
1644年（顺治元年）
李自成入京，文渊阁及藏书被焚毁。
清军入关，李自成率兵退出北京，纵火发炮，击毁诸宫殿，很多藏书于是时被毁。如慎质库藏书达百万卷，皆宣和时期所藏，为金自汴梁运入燕者，历元及明初而无恙，徐达下大都时封记宛然。至国破，皆失散不存，谓为古今图籍书史一大劫难。
1650年（顺治七年）
皇帝赐建属于葡萄牙耶稣会之教堂“东堂”，其图籍收藏十分丰富。汤若望、南怀仁等人，也居于东堂，所出著作和使用参考书也藏在其中。后因战乱，东堂被焚，烬余残存者只区区数册。
1653年（顺治十年）
重修慈宁宫，位于内廷隆宗门外西侧，为皇太后所居之正宫。此殿区藏有书籍、档案若干，如《清字内范衍义》、《清字内政要览》、《大元史》、《会试乡试录》、《清字小说》、《慈宁宫宣统档案》，以及《莲华经》、《御书华严经》等佛经、佛像。乾隆三十四年（1769）又兴工改建，藏书亦逐渐增多。
1658年（顺治十五年）
翰林院更名为内阁。《清史稿·职官》载：“别置翰林院官，以大学士分兼。殿阁为：中和殿、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仍兼尚书，学士亦如之。……文渊阁领阁事三人，掌典综册府；直阁事六人，掌典守厘缉；校理十有六人，掌注册点验；检阅八人，内务府司员、笔帖各四人。”其实为国家典藏图籍之机构和官员。
1662—1722年（康熙时）
康熙一朝开始扶持书院，一度消沉的书院又呈兴盛之势。
1669年（康熙八年）
圣祖康熙曾赐佛藏予峨眉山伏虎寺。
康熙帝颁赐奉天府承德县太清宫道藏1部。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
北京版藏文大藏经开雕。属官刻本，雕造精良，装帧豪华，版型较一般藏文经大，系依西藏霞卢寺写本为底本，雕于北京嵩祝寺，故又名“嵩祝寺版”。有藏、蒙、满、汉四种文字总目，并将《宗喀巴全集》、《二世章嘉全集》续刻补于丹珠尔中，这是其他版藏文大藏经所未见的。后版片毁于1900年庚子之役，现有印本传世。
和硕裕亲王领衔监修元《蒙文大藏经》，重雕甘珠尔部分。此前，该藏于明万历、崇祯年间曾加入部分典籍，刊校印行。
1644—1658年（顺治元年—十五年）
清朝沿袭明制，除翰林院、国子监等藏书外，多为内府藏书。其书分藏于武英殿、懋勤殿、昭德殿、南熏殿、养心殿、昭仁殿、紫光阁、南书房、皇史宬、内阁等处。
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
闰四月康熙帝下诏，命广求典籍。其诏曰：“通都大邑，应有藏编，野乘名山，岂无善本·今宜广为访辑，……务令搜罗罔遗，以副朕稽古崇文之至意。……今搜访藏书善本，惟以经学史乘，实有关系修齐治平，助成德化者，方为有用，其他异端稗说，概不准录。”此外，命各省出示晓谕，如得遗书酌价购买，亦可雇觅书手缮写进呈，藏书家有自愿进献者，也一并汇缴京师，用充秘府。还规定各督抚征集后书籍送至礼部汇集，如无版刻者，催人缮写交翰林院进呈，有自行呈送者，交礼部汇缴。于是，宫中藏书日渐增多，共得文献2万余件。
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
静明园行宫（即今玉泉山）修建完成。园中景点很多，各房也多有图籍收藏，供皇帝及皇室成员取阅研读。典型者20余处，如竹垆山房、圣因综绘、溪田课耕、峡雪琴音、华滋馆、含晖堂、空翠岩、碧云深处、无尽意轩、界湖楼等储书较多。
1700年（康熙三十九年）
康熙帝拨地给银，同意建立隶属于法国耶稣会之教堂“北堂”。其藏书数量很多，也很有价值，欧洲各研究院与皇家科学院都曾赠送北堂大量学术著作，甚至法国国王及政府要员也为北堂收集过书籍。嘉庆后北堂逐渐衰落，有中国教士薛司铎购得北堂藏书及其他贵重物品，移至城外，后又运往张家口外西湾子收藏。至同治五年（1866），这批图书几经周折复被运回北京，藏于西什库堂（即北堂），但大部分已毁坏或流失。
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
承德热河行宫（避暑山庄）初建。后经乾隆时扩建、改建，成为清代最大的离宫型苑囿。内中除文津阁外，其他宫殿也多有藏书陈设，以清内府刻本为主，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各类。如正宫的澹泊敬诚殿、四知书屋（依清旷）、烟波致爽，以及坦坦荡荡各殿、松鹤清樾各殿、绥成殿、有真意轩各殿、梨花伴月各殿、碧静堂各殿、含青斋各殿、宜照斋各殿、霞标各殿、清溪远流各殿、旃檀林各殿、山近轩各殿、广元宫各殿、永佑寺各殿、春好轩各殿、千尺雪各殿、西峪各殿、慧迪吉各殿、环碧各殿、瀑布各殿等等。所藏大到《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渊鉴类函》、《佩文韵府》、《全唐诗》、《承德府志》，小到《千字文》、《三字经》、《论语》、《大学》；从丛书、类书、通志、会典、二十一史，到字书、诗文、佛经、手卷、图册，几乎无所不包，然其使用者却只有天子及皇室主要成员廖廖几十人而已。此外，这些图书除康熙、乾隆几个皇帝曾经涉猎研读，起到藏书使用目的外，绝大部分时间只能作为稽古好文之陈设品了。
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
康熙帝于承德县头沟镇汤泉村兴建汤泉行宫。内中建筑多有书籍储存，以便皇帝研读，主要分布在澜碧殿、东暖阁、西暖阁、开襟楼、石髓苓芬殿、对时育物殿、渊清玉洁殿、水镜秋霜殿、瞻睇烟云殿、惠泽阁等处。储存图籍较之其他禁外藏书之地，算是丰富的，包括《武英殿聚珍版书》130种、《钦定四库全书总目》1部16函、《御定墨刻十三经》、《文献通考》、《热河志》、《皇舆图》、《康熙字典》、《渊鉴类函》等书。行宫约于乾隆二十年（1755）前后裁撤，书籍运回北京和避暑山庄等处。
1733年（雍正十一年）
谕旨要求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
北京贤良寺校阅编排《龙藏》，为两年后正式刻藏做先期准备。
1736—1795年（乾隆间）
乾隆帝多次下诏征书，为历朝历代之最。其采取奖励、题咏、记名等切实有效措施，致各地藏书家和书肆纷纷呈献所藏，遂使天下图书云集京城。如对于进献精醇之本者，由皇帝御笔评咏题识于简端，优先发还；对私人进书百种以上者，奖励内府刻书，并将其姓名附载于各书提要之末；谕令进书500种以上的浙江藏书家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和江苏马裕四家，赏《古今图书集成》各1部，以为好古之劝；进书100种以上的纪昀、黄登贤、励守谦、周厚堉、汪如藻、吴玉墀、孙仰曾等人，赏给内府初印之《佩文韵府》各1部，以示嘉奖；对负责采集图书有突出成绩之地方官员，也注明“某人采访所得”，附载于后；收藏珍善本较多的大藏书家，则尊重有加，指派大臣亲往抄录其书。在很短时间内，征集图书总数便达13500余种，内容则四部俱全，无所不包，各代版本皆有，达到了封建时代的顶峰。
时内府藏书并不丰富，缺漏较多，乾隆帝遂多次降旨，饬内府及内阁藏书处，四处遍查旧版经史。兼谕在京诸王大臣，如有家藏旧本尽速进呈，以便颁发校勘。又饬江南、浙江、江西、湖广、福建五省督抚，购求明初及泰昌以前监版经史，各送一二部到馆，彼此互证，补其缺遗，正其错误。又因前翰林院侍讲学士何焯曾博访宋版，校正《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遗讹，于是求下江苏巡抚向其家索取原书，照式改注，别本送馆，原本仍还其家，毋得损坏……。
乾隆帝采取寓禁于征的手段，广泛查禁“违碍”、“悖逆”之书，范围之广，数量之大，亦是前所未有。其在位60年，禁毁书籍约3100余种、151000多部，销毁书板8万块以上。
乾隆、嘉庆皇帝大力提倡书院，使书院藏书之风再次兴盛起来。一般书院都置办藏书，供师生披阅研究。大书院重修或新设藏书楼，以庋藏大量的经史百家书籍。其书楼名称繁多，有书库、书楼、御书阁、御书楼、经正阁、万卷楼、藏书楼、藏书阁、藏经阁、尊经阁、冠冕楼、芸香楼、云章阁、稽古阁、书接廨、藏书馆、博文馆等等。
1736年（乾隆元年）
乾隆帝于礼部复准：“各省会城，设有书院，亦一省人材聚集之地，宜多贮书籍，于造就之道有裨。令各督抚动用存公银两购买《十三经》、《二十一史》，发教官接管收贮，令士子熟习讲贯。”是年三月十三日，颁《十三经》、《二十一史》于各省会府学、书院，及府、州、县学。
准奏将圣祖《御纂周易折中》、《御纂性理精义》、《钦定书经传说汇纂》、《钦定诗经传说汇纂》、《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各书发20部，储于太学，刊示诸生。
议准将圣祖仁皇帝《律书渊源》颁发直省书院庋藏。
1737年（乾隆二年）
九月颁康熙《御制文集》、雍正《朱批谕旨》及乾隆《乐善堂集》各10部于官学；又准奏将乾隆《日知荟说》及《乐善堂集》各40部，赏发国子监诸生传诵。
1738年（乾隆三年）
据《书坊禁例》载：是年乾隆议准，“查定例：凡坊肆市卖一应淫词小说，在内交八旗都统、察院、顺天府，在外交督抚等，转饬所属官，严行查禁，务将书板尽行销毁，有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徙三年，该管官弁不行查出者，一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俸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一如康熙五十三年上谕之规定。
《乾隆版大藏经》（俗称《龙藏》）是年刻成。雍正十一年（1733），开藏经馆，延请博通教义僧人于北京贤良寺校阅编辑底本，正式开雕于雍正十三年（1735）。全藏共收佛经1669部、7168卷，分作724函，折装本。该藏版式仿照《永乐北藏》，内容上也基本按照《永乐北藏》复刻，只略有增减，属南方系。此部大藏主要供颁赐之用，故印本较少，相对稀珍。次藏版片一直保存至今，是我国历代大藏经中唯一版片尚存者。
1744年（乾隆九年）
乾隆帝敕内直诸臣检阅秘府藏书，择其善本，进呈御览。阅毕即于昭仁殿列架庋置，取汉代宫中藏书天禄阁故事之意，亲笔赐名题额“天禄琳琅”。其收藏宋、辽、金、元、明五朝善本，达1081部、12258册，仅宋版子部即达63部。善本重新装帧，华丽划一，典雅庄重，便于保藏。经、史、子、集各部皆以不同颜色锦绨为面，每册首页钤有“乾隆御览之宝”，末页盖“天禄琳琅”朱文方印。此举开创了内府设立善本专门书库之先例。
是时，有摛藻堂、圆明园之味腴书屋分藏《四库全书荟要》各1部，南熏殿、紫光阁、南书房等处亦多有藏书。
盘山行宫即静寄山庄建成，位在北京至东陵中途，是清皇家园林之一。自乾隆迄光绪，园内主要有太古云岚、四面云山、智仁乐处、池上居、养虚斋等殿阁亭楼储存各类书籍。此外，园内库贮书籍也不少，其中包括由接要楼、清音斋、澹怀堂、丫髻山等处运至盘山行宫庋藏之典籍、图册。
朝廷复议书院之事。言：“（书院）至《三通》等书，未经备办者，饬督抚行令司道各员于公用内酌量置办，以资诸生诵读”。
1745年（乾隆十年）
乾隆帝在旧行宫基址上，廓香山为静宜园。后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等朝，各殿堂皆有书籍陈设储藏。如绿云舫、栖云楼、凭襟致爽、多云亭、洒兰书屋、学古堂、太虚室、烟霏林秀、怀风楼、情赏为美殿、敷翠轩、丽瞩楼等处。所藏以清内府刻本为主，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各部类。此外，兼有少量册页、舆图。
1750年（乾隆十五年）
二月御史王应綵奏：“……请敕下内外大臣，细加搜访，上其遗书。果能斟酌群言，阐明奥旨者，量与旌奖。其书藏诸秘府，以为绩学之劝。应令直省各衙门，陆续采访进呈。”
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
清漪园（颐和园前身）建成，其间有众多楼阁亭馆藏有典籍，供皇帝及皇室人员使用、陈设。主要如勤政殿之藕香榭、玉澜堂、夕佳楼、宜芸馆、怡春堂，乐寿堂之后抱厦、东暖阁、竹所、九间殿，画中游之爱山楼、借秋楼，石丈亭，石舫，味闲斋，佛香阁之转轮藏、善现寺，梯云山馆，花承阁之六兼斋、东一间，治镜阁，鉴远堂之澹会轩、月波楼，写秋轩之东间、西间、圆朗斋、观生意，惠山园之澹碧斋、就云楼、岑华室、月濑、饮绿殿、曙新楼、云淙殿、洗秋，畅观堂之怀新书屋、西三间、南间、睇佳榭，藻鉴堂等。所存书籍以清代内府刻本为主，内容涉及各个部类，兼有少量御笔册页、舆图，反映出帝后的阅读旨趣。重要的如《古今图书集成》、《大清会典》、《万寿盛典》、《开国方略》、《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渊鉴类函》、《艺文类聚》、《文苑》、《诗经》、《钦定全唐文》、《御制拟白居易新乐府》、《御制全韵诗》、《康熙字典》、《钦定皇舆表》、《御制耕织图》等等。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清点时，剩余2943函又328本，集中归存于故宫仁寿殿和图书馆。
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
正月四日为修《四库全书》，颁降征书之谕，在全国范围内搜访征集图书。命各省督抚、学政购访遗书，及时采集，汇送京师。又命将购访捐献各书叙列、目录、朝代、作者、提要等具奏。
诏访遗书令下后，各地藏书家被迫献书500—600种以上者有浙江鲍士恭等4家；进献100种以上者有江苏周厚堉等9家。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此轮征书结束时，得搜访进呈图书数以万计，不仅成为《四库全书》的主要来源，“天禄琳琅”等宫内藏书处也因此添续图籍。
汪启淑有藏书处名“开万楼”，有藏书百橱。时逢乾隆搜访遗书，遂进呈图籍600种，御题刘一清《钱塘遗事》、许山高《建康实录》2种，并赏《古今图书集成》1部。
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
二月诏开四库全书馆，为乾隆朝一大盛事。命军机大臣为总裁，拣选翰林官30员专司纂辑，并设办事翰林等作提调、司掌，以翰林院署内迤西房屋一区为办事之所，开馆纂修，俟成编时名为《四库全书》。为此，各地图书纷纷云集京城，藏书家献书无数，抽删、禁毁书籍亦层出不穷。
二月乾隆谕毁书事云：“昔我皇考，曾命臣子刊刻《续藏》，将《续藏》中所载丛杂者，量为删订。嗣朕即位后，又令大臣等复加校核，撤去《开元释教录略》，出《辨伪录》、《永乐序》、《讚文》等部。其钱谦益所著《楞严蒙钞》一种，亦据奏称撤毁。所有经版书籍，均经一体芟汰。”
乾隆帝谕令中指示臣下，采访遗书要多向书商咨询、讨教。其云：“……又湖州向多贾客书船，平时在各处州县兑卖书籍，与藏书家往来最熟，其于某处旧有某书，增购某本，问之无不深知。”得悉圣谕，“江浙书贾皆踴跃，遍征善本足资考订者，悉聚于五柳居、文粹堂诸坊舍，每日检有应用者，辄满车以归。”（翁方纲《翁氏家事略记》）
五月又重申前谕，展限半年，命各省着力查访，大规模汇集天下图籍，以利编纂《四库全书》。
是年，藏书家鲍廷博献家藏善本600余种，后被赐予《古今图书集成》1部。
满文大藏经开雕，乾隆五十五年（1790）完成。又名《国语译汉全藏经》或《国语译大藏经》，系根据汉文大藏经译为满文后雕造的。译刻满文大藏经的目的，是因为世上已有汉、藏、蒙三种文字的大藏经，独缺满文，故弥补缺憾。此部大藏在北京雕版印刷，朱印，共刻经699种、2535卷、180函，而大乘律、论及小乘论等均未译出。现拉萨布达拉宫藏有完整全藏1部。承德原也有收藏，现下落不明。
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
五月十四日高宗乾隆传谕，表彰为修《四库全书》而献书之私人藏书家。云：“国家当文治休明之会，所有古今载籍，宜及时搜罗大备，以光册府，而裨艺林。因降旨命各督抚加意采访，汇上于朝。旋据各省陆续奏进，而江浙两省藏书家，呈献种数尤多。延臣中亦有纷纷奏进者。……今阅各家进到之书，其最多者，如浙江之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两淮之马裕，四家为数多至五六七百种。皆其累世弆藏，子孙克守其业，甚可嘉尚。因思内府所有《古今图书集成》，为书城钜观，人间罕觏。此等世守陈编之家，宜俾专藏勿失，以俾留贻。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马裕四家，著赏《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以为好古之劝。又如进呈一百种以上之江苏周厚堉、蒋曾莹，浙江吴玉墀、孙仰曾、汪汝以及朝绅中黄登贤、纪昀、励守谦、汪如藻等，亦俱藏书旧家，并著每人赏给内府初印之《佩文韵府》各一部，俾亦珍为世宝，以示嘉奖。”
六月乾隆谕军机大臣遣寅著亲往天一阁范懋柱家察看其房间制作之法，书架款式，以及藏书方法等，以参考修造贮存《四库全书》之楼阁。并因其家进呈书籍最多，命赏《古今图书集成》1部。
在圆明园原有建筑四达亭基础上，“略为增葺为文源阁”（《高宗御制诗五集·题文源阁诗》诗注，卷六二），次年告成，专为贮藏《四库全书》之用。
秋为贮藏《四库全书》，于承德避暑山庄内，“卜高明爽垲之地”，仿照天一阁规模、布局、形式建造“文津阁”，阁前并修造日月池，次年夏季竣工。恰如乾隆帝所言：“山庄居塞外伊古荒略之地，而今则闾阎日富，礼乐日兴，益兹文津之阁，贮以四库之书，地灵境胜，较之司马迁所云名山之藏，岂啻霄壤之分也哉·”（《文津阁碑记》）
八月五日命各省督抚采访遗书。谕称：前曾谕令各督、抚采访遗书，汇登州府。下诏数月，应者寥寥，彼时恐有司等因遗编中或有违背忌讳字面，惧涉干碍；而藏书之家，因而窥其意指，一切秘而不宣。因复明切宣谕各督、抚等，“应将可采择之书，开单送馆，其或字义触碍者，亦当分别查出奏明，或封固进呈，请旨销毁；或在外焚弃，将书名奏闻，方为实力办理。乃各省进到书籍，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岂有裒集如许遗书，竟无一讳碍字迹之理，况明季末，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
1775年（乾隆四十年）
为庋藏《四库全书》，高宗乾隆命于紫禁城内文华殿建“文渊阁”，于圆明园建“文源阁”，于热河行宫（避暑山庄）内建“文津阁”（后二阁始建于1774年）。乾隆并为之作《文渊阁记》、《文源阁记》、《文津阁记》。据传，乾隆帝在文渊阁未正式动工修建之前（1774年冬）即撰成《文渊阁记》。而阁告竣《四库全书》尚未完成，为不使其闲置，命先各颁1部《古今图书集成》，贮于阁内；《四库全书》修成后，才相继入藏其中。
命大学士于敏中、尚书王际华等10人将昭仁殿所藏宋、金、元、明刊版及影写宋本，重加鉴定整理，编成《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即“前编”）10卷，是为首部官方善本书目，也是提要体古籍版本目录。全目收录善本书籍429部（一说实际为450部），计宋版71部，金版1部，影宋抄本20部，元版85部，明版252部。其体例以图书刻版时代为次，一书两刻皆工者及一书两印俱妙者均并存收入。每书著录书名、函册、提要、印章及阙补等项，“首举篇目，次详考证，次订鉴藏，次胪阙补”。并叙述版刻年月，历代收藏家之时代、爵里、印记、授受源流和版本缺佚情况。尤其收载藏书印，不仅以前书目未见，其后亦未有如此详尽者，堪称书目编纂体例一大创举。该目完成时，适逢纂修《四库全书》，遂被列入该书史部目录类，并选入稍后诏纂之《四库全书荟要》中。
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
承德避暑山庄“建（文津）阁为贮存《四库全书》之用，然抄录尚需数年，阁中空旷，用仿四库书函之式，装潢《古今图书集成》全部，庋架排列，亦颇可观”（乾隆《文津阁》诗注）。其他文溯阁、文源阁、“南三阁”一如文津阁，照式办理，亦先期庋藏《古今图书集成》各1部。
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
两淮盐政寅著获得乾隆颁贮扬州天宁寺行宫和镇江金山行宫之《古今图书集成》后，奏请“于行宫内就高宽之处，仿佛天一（阁）规模，鼎建书阁，永远宝藏”。帝允之，遂建文宗、文汇二阁。
1779年（乾隆四十四年）
镇江金山寺行宫左侧藏书阁建成，乾隆赐名“文宗阁”，为储藏《四库全书》之用。建成后，先庋置《古今图书集成》1部。
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
扬州大观堂侧旁之藏书楼告竣，乾隆赐名“文汇阁”，为储藏《四库全书》专用，先期则收存《古今图书集成》1部。
第二份《四库全书荟要》缮毕呈进，命藏于长春园含经堂东厢之霞翥楼“味腴书屋”。此地为圆明园属园，是高宗闲暇游憩之所，《四库全书荟要》缮就贮此，以备乙览。其与贮大内第一份基本相同，每册首页钤盖“乾隆御览之宝”，末页钤盖“味腴书室”印。此部书从入藏到被毁，存世时间仅80年。
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
正月《四库全书》第一部告成。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馆，历时10年，所辑书籍按经、史、子、集四部排列，共收书3461种，79309卷（文津阁本3503种，79337卷，36304册），亦有另说共收集从古代到当时之著作3470种，79018卷，分装36078册。先后进入四库馆参加编纂官员总计4186人。至是月二十九日止，第一份缮写告成，后又陆续缮写六份，分储于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盛京文溯阁、避暑山庄文津阁、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和杭州文澜阁。另有副本一部藏于北京翰林院。
七月命再缮写三份《四库全书》，安置于江南藏书阁中。乾隆称：“因思江浙为人文渊薮，朕翠华临莅，士子涵濡教泽，乐育渐摩，已非一日，其间力学好古之士、愿读中秘书者，自不乏人。兹《四库全书》允宜广布流传，以光文治。如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口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行宫文澜阁，皆有藏书之所；着交四库馆再缮写全书三份，安贮各该处，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誊录，用昭我国家藏书美富、教思无穷之盛轨。”
《四库全书》总共抄成7部，分贮各地，历经百余年沧桑变故，被焚毁3部，尚存者3部，另1部残缺存世。
九月二日命建杭州文澜阁，为储藏《四库全书》之用。
于盛京（今辽宁沈阳）建文溯阁，同年落成，乾隆为之作《文溯阁记》。
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
清室甚看重岳珂所刻五经。是年，特辟“五经萃室”专以收藏，并御制《五经萃室记》。
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
二月内阁接到关于南三阁之书准许士子领出传写上谕。称：“原以嘉惠士林，俾得就近钞录传观，用光文治。第恐地方大吏过于珍护，读书嗜古之士，无由得窥美富，广布流传，是千缃万帙，徒为插架之供，无俾观摩之宝，殊非朕崇文典学，传为无穷之意。将来全书缮竣，分贮三阁后，如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陆续领出，广为传写。全书本有总目，易于检查，只须派委妥员董司其事，设立收发档案，登注明晰，并晓谕借钞士子加意珍惜，毋致遗失污损，俾艺林多士，均得殚见洽闻，以副朕乐育人才、稽古右文之至意。”
文源阁《四库全书》凡36000册，纳为6752函，加上《总目》、《考证》等，是年入藏园明园之文源阁。一同入藏的还有《古今图书集成》1部，凡552函。
1785年（乾隆五十年）
夏文津阁《四库全书》抄写完成，入藏承德避暑山庄，此时距文津阁落成已经6年。其装潢与文渊阁等全书相同，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蓝色、集部灰色。用开化榜纸，朱丝栏，每半叶8行，每行21字。卷首钤“文津阁宝”印，尾页钤“避暑山庄”印，又钤“太上皇帝之宝”朱文小篆印。《四库全书》入藏后，热河总管大臣即指派专人经营，并仿文渊阁曝书之例，每年夏季抖晾一次。
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
对南三阁（即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西湖圣因寺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为防“地方有司，恐士子翻阅污损，或至过分珍秘”，乾隆帝又谕旨重申，“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
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
乾隆帝命复查文津阁《四库全书》。由纪晓岚率校勘人员前往山庄复查，其遗漏抵换诸书，请交武英殿、翰林院处查寻底本，俟回京赔写；其应换刻匣面，俟赔写书完后，仍赴热河携带工料，亲自监阅抽改。
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
正月十五日命重排石鼓文10章，刻石鼓于太学及热河文庙，是为“乾隆石鼓文”。
五月二十三日高宗乾隆下诏曰：“所有江浙两省文宗、文汇、文澜三阁，应贮全书，现在陆续颁发藏庋。……从前曾经降旨，准其赴阁检视钞录，俾资搜讨。”又恐地方官吏对图书管理过严，明令准许士子到阁钞阅：“俟贮阁全书排架齐集后，谕令该省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但不得任其私自携归，以致稍有遗失”。南三阁全书每册前页钤“古稀天子之宝”，后页钤“乾隆御览之宝”，用太史连纸钞写，尺幅较“北四阁”书开本小，书衣装潢也有不同。各阁所藏图书种数、册数、函数并不完全相同，诸书记载互有出入。
1791—1794年（乾隆五十六—五十九年）
“乾隆石经”刻成，高宗为此亲书《告成碑文》一通。此石经为乾隆皇帝命以蒋衡所书楷体《十三经》为底本刻成，计刻石189枚，连同谕导共190枚，立于北京国子监内。碑两面均刻写经文，每面为1册，每册分数段，每段为1号。各经每编均单独起迄，不连刻。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
纪晓岚复勘文津阁《四库全书》。结果仅经部即签出空白舛误1000余条。
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
春发现文源阁《四库全书》之《盐铁论》缺写卷末《杂论》1篇，遂调取文津阁本全书查对，查出错讹若干。乾隆帝命改正谬误，并复加勘校。
1797年（嘉庆二年）
十月因天禄琳琅藏书益多，命彭元瑞依前编体例，更订《天禄琳琅书目》（即后编）。次年五月编成，为20卷，著录藏书6613部，其中著录宋至明五朝善本书659部、12258册，内中载录撰者、版本及收藏家题识等。
十月二十一日酉刻禁中乾清宫由于太监用炭火不慎而酿成火灾，烧毁《永乐大典》正本。火势猛烈，又殃及弘德殿、昭仁殿，致使昭仁殿收贮的“天禄琳琅”善本特藏，其后殿所贮宋版岳刻《五经》、乾清宫所贮历朝《实录》、《圣训》、《本纪》等重要书籍及弘德殿中所列书籍皆同罹浩劫。事后，已是太上皇的乾隆命内廷重建乾清宫，一年后完成。昭仁殿仍为藏书之所，并保留“天禄琳琅”之名。重新汇集藏书，收贮宋、辽、金、元、明五朝善本600余部，数量反而较前为富。
1800年（嘉庆五年）
南京失火，两宋监本书版，以及明初洪武十三年（1380）移送南京国子监重新增补之所谓“三朝版”，焚烧殆尽。
1801年（嘉庆六年）
章学诚卒。是为清代著名目录学家兼史学家、藏书家。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目录学观点。富藏书，校勘尤其精良。撰有目录学名著《校仇通义》，又撰《方志略例》，已成未刻，修知州、亳州、永州诸志。
1805年（嘉庆十年）
南京原国子监尊经阁被焚，明代所贮《十七史》、《十三经》、《通典》、《通志》、《玉海》等书刻版及三段碑、落星石，皆成灰烬。
1807年（嘉庆十二年）
重缮五朝《实录》成，命将原贮于乾清宫东西暖阁旧五朝《实录》撤换。按清制规定，历朝《实录》告成时，由实录馆缮写大、小红绫本各2份，每份汉、满、蒙文各1部。首藏小红绫正本于乾清宫东西暖阁；次藏大红绫正本于皇史宬及奉天大内；再则藏小红绫正本于内阁。是年重缮本《实录》贮于东暖阁，西暖阁则改贮高宗《本纪》、《实录》。以后成为定例，前五朝《实录》藏东暖阁，后五朝至穆宗《实录》存西暖阁。
1834年（道光十四年）
二月朝廷禁坊肆刊刻售赁淫书小说。
晚清（1840─1912年）
1852—1854年（咸丰二—四年）
太平天国军与清军在江南征战，攻占城镇。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所藏《四库全书》于是时毁于兵火。
1853年（咸丰三年）
三月太平军建都天京（南京），设立“删书衙”和“镌刻营”，对儒家经典著作进行删改刻印，并刊行太平天国出版物。命曾钊扬、何震川、卢贤拔等人负责其事，从南京、扬州招募镌字刻书工人400余人。陆续刊印出改定后的《四书》、《五经》等经书，以及太平天国军纪、教规、政令、条文、韵文和洪秀全、杨秀清等人所著《太平诏书》、《太平礼制》、《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军目》、《英杰归真》等，15年内共印发30余种。
1858年（咸丰八年）
八月据《陈设档》记载，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内所藏《四库全书》为103架、6144函；《古今图书集成》为12架、576函。二者合计115架、6720函。阁内秘籍满架，积书充栋，部次井然。以楠木制作之书架、书匣，散发出持久的馨香，弥漫于全阁。
英法侵略军洗劫、焚烧圆明园，文源阁《四库全书》也遭劫难，化为灰烬。贮藏在北京长春园味书屋之《四库荟要》被英法联军焚毁。是于敏中、王际华等奉敕在《四库全书》中择出菁华，缮写而成，共收书464种。其按照《四库全书》样式，于1773年抄成两部。此一部化为灰烬，另一部贮存御花园摛藻堂，至今尚存。
1861年（咸丰十一年）
文澜阁阁圮书散，丁氏兄弟忠义护书。是年太平军再度攻陷杭州城，毁坏文澜阁楼阁建筑，藏书大量散落。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冒生命危险，拾残收阙。遂于半夜潜入西湖之滨文澜阁中，把尚残留的1万多册《四库全书》，用绳子捆成800余捆，用马车运出城外。战乱过后，将古籍运至上海，其后又就城乡购求散佚库书，连同抢运所得，《四库全书》前后共得9000余册，藏于杭州府学“尊经阁”。光绪皇帝传旨嘉奖丁氏兄弟，称其为“嘉惠艺林”之举。并要求二人继续搜罗散佚全书，遂有后来重建文澜阁，补抄《四库全书》佳话。
太平军攻入宁波城，当地歹徒乘机拆毁天一阁后围墙，偷运阁中藏书。之后论斤售与造纸商人，珍贵典籍再次遭殃。
1862年（同治元年）
同文馆（亦称京师同文馆）创建。为中国官方自行创办的第一所新式教育机构，主要培养涉外翻译人员，隶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最初藏书是广东、上海等地教师与翻译人员携带而来的各国书籍。后经多年积累，藏书逐渐渐丰富起来。
1869年（同治八年）
六月武英殿火灾，延烧房屋30余间。书库中收藏有列入《四库全书》“存目”和未入“存目”各种书籍，稀见的抄本、刻本尤多。相传火灾由武英殿书籍久被盗窃，典守者假火逃罪而致，使清康熙朝以来200年积聚藏书与书版皆付之一炬。
1881年（光绪七年）
文澜新阁建成，遂将丁氏兄弟着力保护的《四库全书》，以及谭钟麟从鲍氏“知不足斋”购得的《古今图书集成》一部，送至文澜阁庋藏，分类排架，有焕然一新之感。丁氏兄弟另献出家藏《全唐文》，以充实阁藏。光绪皇帝亦为新阁题写匾额，并颁旨表彰丁氏兄弟保护文献的高尚品德，加封丁申四品官衔。谕旨曰：“文澜阁毁于兵燹，其散失书籍经丁申、丁丙购求，藏弆渐复旧观，洵足嘉惠艺林。”
1887年（光绪十三年）
同文馆设立正式藏书机构，即“同文馆书阁”。其有汉文经典等书300本，洋文1700本，各种功课之书、汉文算学等书1000本。此书阁已经具备近代大学图书馆性质，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大学图书馆雏形。
1892年（光绪十八年）
郑观应撰《藏书》一文，载于《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卷四。其深感中国藏书处稀少，倡议将西方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技术应用到中国来，以开发民智，富国强民。文中系统宣传、介绍西方各国京都图书馆、博物院情况，及其藏书状况，强调建立近代图书馆的必要性。建议“宜饬各省督、抚于各厅、州、县分设书院，购中外有用之书，藏贮其中，派员专管。无论寒儒博士，领凭入院，即可遍读群书。”由此“开一统之宏规，复三王之旧制”。郑氏的新式藏书楼观点及近代改良主义思想，在当时产生了惊世骇俗的作用，推动了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演化。
1893年（光绪十九年）
翰林院奉令清查藏书，《四库全书》底本仅存1000余种，且虫蛀、残缺现象严重。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
梁启超于《时务报》创刊号上撰文称：泰西（指西方国家）教育人才之道，计有三事：曰学校，曰新闻馆，曰书籍馆（即图书馆）。后于《时务报》第13期上进一步阐释曰：“今日振兴之策，首在育人才，育人才则必新学术，新学术则必改科举、设立学堂、定学会、建藏书楼。……斯三者，皆兴国之盛举也。”
清廷决定将强学会改为“官书局”，并派吏部尚书孙家鼐任官书局督办。孙家鼐遂主持撰写《官书局奏办章程》，第一条便称设立“藏书院”，要求总理衙门每月拨发官书局经费一千两银，做为官书局藏书院购置图书的主要经费来源。聘请通晓中西学问之洋人教习帮助选购图书，并委派专职司事和译官收掌书籍。藏书院具有官办背景，成立之后，又各处咨取书籍，搜求有用图书。所藏包括列朝圣训、钦定诸书及各衙门现行则例，各省通志，河漕盐厘，各项政书，以及古今经史子集有关政学术业之书。藏书院对外开放，供请求学问者入院借观，恢广学识。1898年官书局及其藏书院归并京师大学堂。（《官书局奏办章程》、《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
五月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奏请推广学堂。提出建议设藏书楼，创仪器院，开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等。
梁启超发表《西学书目表》和《西书提要》，皆为介绍西书的提要书目。前者分上、中、下和附卷4卷，另有札记1卷，介绍了十九世纪末以前20多年来我国所译西书300余种，可视作十九世纪末期我国所译西书之总目。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
叶昌炽所作《藏书纪事诗》6卷本于长沙雕版印行。为撰写本书，叶氏曾寻访大江南北各地藏书名家，遍登著名藏书楼，搜集藏书家史实，阅读历代藏书书目，然后对每位藏书家各题绝句一首，抒其人特征或写其心爱珍藏，以歌颂藏书家业绩，传播精神于后人。该书纪事上起宋元，下迄清末，收录藏书家400余家，附见290人。此后叶氏又对此书加以订补，并校正江标刻本中排序错误，于宣统元年（1909）自己出资刊行了自刊本7卷。其卷7续补清末藏书家9家，附录23家。《藏书纪事诗》对研究中国藏书史、文化史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亦被称作“中国藏书史诗”。其后仿作频出，可谓影响深远。
1898年（光绪二十五年）
七月京师大学堂成立，并开始筹建藏书楼。是年发布由梁启超代总理衙门起草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其第一章开宗明义地指出：“学者应读之书甚多，一人之力必不能尽购。乾隆间，高宗纯皇帝于江浙等省设三阁，尽藏四库所有之书，俾士子借读，嘉惠士林，法良意美。泰西各国于都城省会皆设有藏书楼，亦是此意。……京师大学堂为各省表率，体制尤当崇闳，今设一大藏书楼，广集中西要籍，以供士林浏览，以广天下风气。”《章程》中还开列了藏书楼的经费预算：“建藏书楼费约二万两，购中国书费约五万两，购西文书费约四万两，购东文书费约一万两。”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
王懿荣于北京首先在中药内发现甲骨文字，哄动全国。尝官至国子监祭酒，嗜好收藏，凡书籍、字画、金石文物无所不藏。往来于大将南北，访得稿本甚多，且鉴别精审。著有《懿荣藏龟》，为最早研究甲骨文字著作。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
八国联军侵入京城，翰林院被焚，图籍遭殃。所储《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及《四库全书》底本一部分遭焚毁，一部分被英、法、日、俄、德、意、奥侵略者掠走，还有的零星卷帙散落民间。其中《永乐大典》余仅300余册。至辛亥革命后，陆续丢失，只剩残帙64册。
五月美国女图书馆专家韦棣华来到中国，后任武昌文华大学教授兼图书馆员，文华图专教授，文华大学图书馆科主任等职，对创设中国早期图书馆学有特殊贡献。是年冬，韦棣华为约翰中学藏书室整理图书，并建立起较完善的编目制度。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
帝俄殖民主义者在哈尔滨上号（今香坊）开办“松花江市图书馆”，位于中东铁路俱乐部内。1925年后并入中东铁路中央图书馆。
1902（光绪二十八年）
管学大臣张百熙于京师大学堂内奏办“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其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言称：“书籍仪器两项，在学堂如农夫之粟，商贾之钱，多多益善。不特前所有者固当买补，即前所无者亦宜添购，方足以考实学而得真才。查近来东南各省，如江南、苏州、杭州、湖北、扬州、广东、江西、湖南等处官书局，陆续刊刻应用书刊甚多，请准由臣咨行各省将各种调取十余部不等。此外民间旧本，时务新书，并已译未译新书，均由臣等择定名目，随时购取，归入藏书楼分别查考翻译。”（《奏办京师大学堂》）
十月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提调官（主管人）梅光羲正式到任就职。同时，从各地官书局征调的图书也运送到京，入藏于最初校址的地安门内马神庙前（今景山东街），和嘉公主旧第（亦称四公主府）之大殿后小楼房。这标志着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正式创立，也是中国高等学校图书馆之发端。
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以官方名义征调收集各省官书局图书。当年便收到江苏、广东、湖北、湖南、浙江等省官书局的大批图书，加之派人从民间采访的书籍，使藏书楼初建时图书总量即达78000册左右。（《国立北京大学廿年纪念册》
同文馆书阁藏书归并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成为京师大学堂第一批藏书，且被确定为译学馆中学习外语和翻译使用之专藏。
十一月清廷议定《学堂章程》，其中在大学堂章程之“屋场图书器具章”中称：“大学堂当附属图书馆一所，广罗中外古今各种图书，以资考证。”要求设立图书馆经营官1名，以各分科大学中正教员或副教员兼任，掌大学堂附属图书馆事务。高等学堂章程中，规定设立图书馆，并设掌书官，负责一切图书仪器等事项。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
清廷颁布《奏定大学堂章程》。其中规定全国大学堂之藏书机构统称为“图书馆”，主管人称为图书馆经理官。此为我国官方文书中首次使用图书馆名称。
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改名“京师大学堂图书馆”。然当时人们仍习惯于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之名称，“于楼额仍沿用藏书楼之名，而于章程则标为图书馆”（《大学堂续订图书馆章程》）。直至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才正式改称“北京大学图书馆”。
“浙江藏书楼”新址落成，并正式开放。楼址设在杭州城中丰乐桥大方伯里，建成后，将旧藏移入，并添购大批新书，扩充书藏，使之成为当时江南第一大藏书楼。
古越藏书楼建成。创始人徐树兰曾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办绍郡“中西学堂”，聘请中外教习，培养有用人才。然深感影响不广，范围有限，于光绪二十六年（1890）创议筹备“古越藏书楼”，徐树兰独家捐银8600余两，又筹款至32900余两，于绍兴城西古贡院购地一亩六分，营造藏书楼。经3年筹备，终建成古越藏书楼，藏书达7万余卷，次年向清政府立案。徐氏还订立《古越藏书楼章程》七章三十节，提出举办藏书楼以“存古开新”为其宗旨，认为“不谈古籍无从考政治学术之沿革，不得今籍无以启借鉴变通之途径”。故分藏书为学部、政部两大类，其下各分24小类，突破四分法束缚，具有创新性。又规定图书按一定体系编号排架，借还图书“仿照东西各国图书馆章程办理”，由专人负责，读者须领取“对牌”（即读者阅览证），方能借书阅览。楼成之后，向政府立案，捐为绍兴郡公有，供家乡人士观览。次年经清政府批准，正式向社会开放，开近代公共图书馆之先河。只可惜徐氏早于前一年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病逝。其子徐尔谷继承父志，主持开馆事务，并编印《古越藏书楼书目》20卷。
1904年（光绪三十年）
“古越藏书楼”经清政府批准，正式开放，成为近代公共图书馆雏形。是年向清政府立案，并为绍兴郡公有，供家乡人士观览。
张元济开始筹建“涵芬楼图书馆”。其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大量搜罗各家散出藏书，使其图书馆初具规模。此后历经20余载，搜求不辍，终成中国近代最大之私立图书馆。
三月“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成立。初期设于长沙定王台，1905年10月，正式定名为湖南图书馆。
八月“湖北省图书馆”开办。馆址位于武昌兰陵街西侧，前模范讲演所。
1905—1907年（光绪三十一年—光绪三十三年）
日本人岛田翰于此时游历我国江南各大藏书楼。曾数登陆心源的“皕宋楼”，怂恿鼓动陆树藩售卖“皕宋楼”藏书。陆树藩最初索价五十万元，经过讨价还价，初步商定为25万两。之后岛田翰速返日本，与田中青山商量，劝说三菱系财阀岩崎氏静嘉堂文库购买“皕宋楼”藏书。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六月，由岛田翰撮合，以10万两价格将“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全部藏书售与静嘉堂文库。湟湟汉文古籍东渡日本，成为近代文化史一大损失。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
罗振玉写出《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一文，比照西方诸国，提出建立国家图书馆之倡议。其言称“方今欧、美、日本各邦，图书馆之增设与文明之进步相追逐，而中国则尚阒然无闻焉。鄙意此事亟应由学部倡率，先规画京师之图书馆，而推之各省会”（《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同时还提出了择地建筑、请赐书、开民间献书之路、征取各省志书及古今刻石、置写官、采访外国图书等六项建议。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
六月，陆氏“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全部藏书售与日本岩崎氏静嘉堂文库，舶载东渡。此时陆氏已去世13年，其子陆树藩主持家政，因耽于安乐，保护不当，藏书已无往日辉煌，加上家道中落，欠债累累。日人岛田翰便怂恿其售卖藏书，经两年多讨价还价，终以极低廉的10万两价格成交，是为“皕宋楼事件”。15万卷藏书远离本土东渡日本，藏书界无不扼腕痛惜，被称为“我国文化史之惨祸”。
端方购买丁氏“八千卷楼”藏书，移至江南图书馆庋藏。八千卷楼主人丁丙去世后，其子丁立中等后人因经商失败，亏空巨万，被要求出卖家产藏书以赔偿。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闻知“八千卷楼”藏书将要散出，担心藏书重蹈陆氏皕宋楼流落异国之复辙，于是奏明清政府，延请江苏藏书家缪荃孙到杭州与丁修甫（丁申之子，丁丙之侄）洽谈，最终以75000元的价格成交，收下了此批珍贵典籍。之后端方将“八千卷楼”藏书移入其创议建立的我国最早公共图书馆江南图书馆庋藏。
江苏巡抚端方筹设“江南图书馆”，举荐缪荃孙总理馆务。以收购丁氏“八千卷楼”藏书为主体，又陆续购进别家散出典籍，新印图书，并接收清廷拨发的《古今图书集成》等，使江南图书馆藏书日益丰富。1910年10月图书馆落成开放。
八月“奉天图书馆”经奉天将军赵尔巽准许，由提学使张鹤龄创办。次年九月，“奉天图书馆”正式开馆。又次年馆内设“发售室”，陈列新旧图书，减价销售，备受读者称赞。该馆先后更名为：奉天公立图书馆、奉天市立图书馆、奉天省立图书馆、辽宁省立图书馆、奉天市公立沈阳图书馆。1945年抗战胜利后，改为“沈阳市立图书馆”。
十一月直隶（河北）提学使卢靖（木斋）捐银5000两，建设“直隶省图书馆”。委托学务公所张秀儒筹办其事，购置书籍器具等，于1908年5月正式开馆，附设于天津直隶省学务公所内。1909年称“直隶图书馆”，馆址在保定莲花池书院。1913年移至天津市河北公园内，称天津直隶省图书馆。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
“山西省图书馆”创设。位于省城学务公所西，藏经史子集图书1万8千余卷，科学书籍700余种。
1909年（宣统元年）
学部奏请建立“京师图书馆”。其在《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中称：“图书馆为学术之渊薮。京师尤系天下观听，规模必求宏远，搜罗必极精详，庶足以供多士之研求，昭同文之盛治。”
稍后，朝廷准学部奏请，开始筹建“京师图书馆”，初定馆址为德胜门内净业湖暨汇通祠一带（今什刹海附近）。并决定将热河文津阁所藏《四库全书》，内阁大库旧藏及《永乐大典》残本，和避暑山庄各殿陈设书籍等移交该图书馆收藏。同时，将购得湖州姚氏、扬州徐氏等家藏书籍移送京师图书馆，进一步充实馆藏。延聘著名目录学家、翰林院编修缪荃孙为该馆正监督，国子监丞徐坊为副监督，总务司郎中杨熊祥为提调。图书馆未建之前，借用北城广化寺为筹建办公地点。恰此时，清王朝将覆，近代革命开始，京师图书馆虽被正式列入政府日程，并大力筹建，但未能及时开放。
筹建京师图书馆一事，由学部大臣张之洞主持。据《张文襄公年谱》记载：“（宣统元年）七月廿四日，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图书馆之设，经划已久，此折亦几经斟酌。是时，公病亟，学部虑公有不讳，此举必败于垂成，遂于二十五日入奏。”文中所言之奏折，即《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此项奏议于同年八月初五获清延批准，是为京师图书馆正式诞生之标志。
十二月清政府正式颁布《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20条。规定图书馆建立的目的是“保存国粹，造就通才，以备硕学专家研究学艺，学生士人检阅考证之用。以广征博采，供人浏览为宗旨。”其中还对图书馆的收藏范围、职责、管理制度，以及流通方法等作出了详细说明。这是我国官方第一个图书馆法规。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之图书资料室建成，取名为“涵芬楼”。张元济将自藏图书大多移入此处收藏，且供人阅览。后扩大为“东方图书馆”时，“涵芬楼”成为庋藏善本书的一个专用书库。
二月“河南图书馆”开馆。馆址位于开封刷绒街二曾祠（龙亭湖畔）。储藏古今中外新旧书籍1600余种，卷轴43000多件。1949年3月，改为“中原大学图书馆”。
三月山东提学使罗正钧奏准设立“山东省立图书馆”。次年1月馆舍落成，内中附设“山东金石保存所”。1915年改为山东省公立图书馆，1929年改为山东省立图书馆，1935年10月新馆奎虚书藏竣工，1948年9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管会文教部接管，仍称为“山东省立图书馆”。
十一月“云南图书馆”在昆明翠湖原经正书院旧址成立。曾接纳五华、经正、育才三书院藏书。次年筹设博物陈列所，1911年9月博物馆建成，遂改称“云南图书博物馆”。1927年改为“云南省立国学图书馆”，后称为“云南省立昆华图书馆”。
“陕西图书馆”开办，附设于学务公所内。辛亥革命后，时办时停，并先后易名为：陕西省立第一中山图书馆、陕西省立第一图书馆、陕西省立西京图书馆等。
广东提学使沈曾桐奏请于张之洞所办广雅书局内设立藏书楼。即将原广雅书院一部分藏书和广雅书局全部藏书公开阅览，内分藏书楼、藏版楼二部分。1912年6月改称“广东省图书馆”，1917年改为“广东省立图书馆”，1933年停办，将馆藏53000余册图书移交广州市市立中山图书馆和广雅中学民众图书馆，1941年又于闽北曲江复馆。
广西筹设图书馆。由地方人士唐钟元、陈智伟等倡议募款设立，至1911年馆舍落成，定名为“广西图书馆”。
浙江巡府曾韫奏请扩充“浙江藏书楼”，并与浙江官书局合并，改为浙江图书馆。朝廷准奏，于当年7月改名开放。
张之洞卒。其为洋务派首领，任湖广总督时，创建两湖书院，又在广东创办广雅书局并设立藏书楼。筹资兴建湖北省图书馆和湖南省图书馆，均于1904年开放。与端方等人筹办京师图书馆，亲自选定馆址，延聘缪荃孙为图书馆正监督。购入归安姚氏、南陵徐氏家藏，加上翰林院旧藏合为京师图书馆藏书主体。代为制定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章程。精通目录之学，写成《书目答问》一书，列举2200种书籍，是指引治学门径的书目。后人辑有《张文襄公全集》100卷。
1910年（宣统二年）
清学部经奏准正式委派缪荃孙任京师图书馆正监督。
十月“江南图书馆”正式建成开放。其由端方筹办，缪荃孙协助而成。后连续更名为：江南图书局、江苏省立图书馆、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第四中山大学图书馆、江苏大学国学图书馆、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等。1929年10月，为“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建国后，与南京图书馆合并。
“甘肃图书馆”创设。甘肃省提学使陈曾佑在省城兰州筹办图书馆，于1916年5月正式开馆，定名为“甘肃公立图书馆”。1932年5月易名为“甘肃省立阅书馆”，1949年10月，与国立兰州图书馆合并，称为“兰州人民图书馆”。
“文华公书林”正式建成开放。创始人是美国来华女图书馆学家韦棣华（MaryElizabethWood）。武昌文华大学为美国圣公会创办的教会学校，文华公书林即为该校之图书馆，自1903年创办。因其对武汉三镇的公众开放，兼有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双重性质。其实行开架借阅制度与为较远读者送书上门的“巡回文库”制度，还举办公开演讲、读书会、故事会、音乐会等活动，以吸引更多读者前来读书。
邮传部右侍郎盛宣怀捐款建筑“上海图书馆”。
1911年（宣统二年）
教育部派人从陆润庠家中取回《永乐大典》仅存之残帙64册。将60册移交京师图书馆，留下4册，置教育部图书室展览。以后不断搜讨，间有所获，1929年为80册；1949年建国时，北京图书馆藏原本110册。现今存世的《永乐大典》原本约370余册，共800余卷，分藏于世界各地10多个国家的30余位公私收藏家手中。1959年，中华书局将收集到的《永乐大典》730卷影印出版，其后又附印了《永乐大典目录》60卷。